据柳宗元的《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构法华寺西亭》、以及《法华寺西亭夜饮赋诗序》等文章，可以看出该文应写于元和四年。《法华寺西亭夜饮赋诗序》曰：“间岁，元克己由柱下史亦谪焉而来。无几何，以文从余者多萃焉。是夜，会兹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己欲志是会以贻于后，咸命为诗，而授余序。”元克己于元和四年谪永，柳宗元于元和五年五月移居愚溪侧旁。因此，该诗与《序》作于元和四年无疑。

柳宗元何以能逃逸出昔日的苦闷心境，进而步入一种少有的旷达境界呢？我想大概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至元和四年前后，柳宗元对江南的梅雨湿热气候有所适应，身体有所好转，不再是“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的那种初来永州的感觉。其二，相继被贬谪来永的官员与慕名求教的学子的不断增多，使柳宗元的心里也渐渐淡化了初来永州时的那种被抛弃、被荒废、被折磨、被摧残的孤愤心态。其三，母、妻病亡的惨痛，王叔文之死的阴影也随时间的流逝而渐趋平缓，压抑、苦闷的心理有所缓解。从而，眼界骤然开阔起来：昔日的南蛮之地，奄忽间在那郁闷的胸中生出些许美来，并不断激发其观游的欲望与创作的快感。如在《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中欣然写道：“丛莽下颓，万类皆出，旷焉茫焉，天为之益高，地为之加辟，丘陵山谷之峻，江湖池泽之大，咸若有增广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遗乎后，不可旷也。”

从总体上看，《法华寺西亭夜饮》在柳宗元诗歌中可以算得上是一首堪与《江雪》《渔翁》相并提的脍炙人口的佳作。在这首诗中赋与比、象与兴应用得如同羚羊挂角，天衣无缝。在其平淡而简朴的文字里，隐藏的却是他那翻滚的思绪和那难以平静的激情。正如钟嵘于《诗品》中所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诗先从“法华寺西亭”写起，用“释迦往舍卫国说法时暂居之处，即祗树给孤独园”来喻法华寺，其意有二，一是指出了西亭在夕阳下的幽静；二是道出了他们这些贬谪之士南来永州，如同释迦讲法于舍卫国一般，属于生命的一种过程。于是，相互勉励道：人生于世，得抛开一切烦恼，举杯把盏，开怀畅饮。因此，“共倾三昧酒”短短5字，可谓是畅快洒脱，仿若将贬谪之痛、前途之忧置之九霄云外，淡忘得个干净，全然一股李白式的“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的豪迈。

人常言：酒逢知己饮，话向故人说。柳宗元与元克己这样一群落难异乡而不得志的文人墨客，有缘相聚在这幽静的西亭，酒成了他们唯一排遣郁闷麻醉神经的最佳言语。其实，在人类文化史上，无论中外，酒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营造氛围的物品。因此，古往今来，借酒浇愁的文学作品，可谓是船装车载，难以尽数。最耐人寻味的有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有刘伶的《酒德颂》：“兀然而醉，怳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见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

柳宗元与元克己等人对酒当歌，不觉天色渐暗，月上梢头，醉态朦胧中从西亭望去，只见那暮色中的池水漫上西亭的台阶；皎洁的月光在窗上投下美丽的花影。于是，柳宗元笔锋一转，像电影画面一样地由室内的叙谈与把盏切换到了对窗外景色的描摹：“”通过两组特写镜头将朦胧的暮色与漫涨的池水、皎洁的明月与窗外的花影这些远近大小不同的景物联系在一起，构筑成了一幅鲜活生动、幽静典雅、清丽柔美的画卷。置身于这样仙境般的画卷中，还有何愁可言？何有不快之念？此时，作者已从逃逸规避的心态上升到了与自然融合的境界。

距离上由远而近，时间上由昼而夜，最后在阑珊的灯火下，相互对视，发现依然青丝满头、风华正茂，于是，不期然地得出该诗中的最蕴深意的旷达之句：“莫厌樽前醉，相看未白首”。

“莫厌樽前醉”中的“莫厌”二字，用得厚重而富有张力，它不仅与首联的“共倾三昧酒”遥相呼应，抒发了一种内心深处的豪气，也为结句“相看未白首”作了恰如十分的铺垫，使全诗浑然一体，豪气云霄。此外，“相看未白首”之句，隐约地指出了前途的光明与希望的存在，说明了柳宗元并没有沉湮在悲愤哀怨的泥潭之中，而是在以旷达之情正视着当下的处境。

于此，有的学者认为该诗的尾联写得甚为凄婉。因为在“未白首”的年龄，本正是为国为民贡献青春与作为的大好时机，而在这样的时机却沉迷于樽中之酒而致使光阴虚度，对大智的柳宗元而言，显然是一种无奈的悲愤，是一种痛苦的挣扎，是一种无声的哭泣。诚然，作为一说，这种理解也无可厚非。

但是，阅读这首诗时，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在柳宗元所处的中唐时代，五言、七言的律诗绝句都已相当成熟，而柳宗元在此为何没有遵守律诗绝句的规则？贸然以六句成诗，较之绝句多了两句，较之律诗则少了一联，像这样的非绝非律类诗，在柳宗元诗集中共有4篇，即《独觉》、《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渔翁》、《法华寺西亭夜饮》（《杨白花》虽然只有5句，但它已表现出了词曲的风味）。原因为何？许多人为之莫解。其实，这是柳宗元文风中一以贯之的一种对当下主流文化的反叛与背离，对古体诗歌文体的一种光大。因为在柳宗元的4首六句诗中，皆以仄声字入韵，明显地带有古体诗的风味，而在古体诗中是没有句式句数的限制与约束的。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柳宗元对古文运动的执著与文学样式的创新。

其实，人是有多面性的。生活之苦尽管无法规避，但也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永远在痛苦之中。婉约中有旷达，旷达中有哀婉，这才能构成一个完整而真实地个体。因此，我们在欣赏某个人的作品时，不能一股脑儿地将其归之为某一个派别，譬如手执铜板铁琶高唱“大江东去”的苏东坡可谓是一个彻底的豪放派诗人，但其“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之句则写得让人读而泪落，吟而声咽，其婉约之调并不在易安柳永之下。于此，柳宗元的心态也是一样，痛苦之余不乏旷达，悲婉之后不失豪放，晦涩之中亦有明达。

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却使用了两个典故，因此显得比较深奥难懂。第一个典故跟汉朝的贾谊有关。贾谊是雒阳（今河南洛阳）人，生活在公元前200—168年之间。据《史记·贾谊传》记载：贾谊才十八岁时，就因为能够写诗做文章而著名。后来被河南太守吴治平推荐给汉文帝刘恒，二十多岁就成了博士，并在一年之内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本来深受文帝的器重，打算给他授予公卿的职位，但由于不少高官的反对与毁谤，汉文帝逐渐疏远了他，将他贬为长沙王的老师。贾谊经过湘江时，写了一篇吊唁屈原的诗词，借屈原被谗言所害放逐到江南来比喻自己。他在长沙滞留了四年多的时间，还算幸运，终于被文帝想起来了，急忙派人把他征召回京城。入朝觐见时，文帝正坐在宣室之中，品尝祭神之后剩余下来的肉，因为对鬼神的事情有不少疑问，所以向他请教有关鬼神和幸福吉祥的缘故。贾谊于是非常详细地解说了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此后，汉文帝拜贾谊为梁怀王的老师，并经常向他询问国家大事方面的得失。梁怀王刘胜，是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爱好读书，没过几年，因为骑马时不小心摔死了。贾谊觉得没有尽到自己当老师的责任，常常流泪哭泣，伤心过度，第二年也死了。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三岁。

第二个典故跟汉朝的太史公司马迁一家有关。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从公元前140年开始，就在汉武帝刘彻的朝中担任太史，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的学说，都颇有研究，精通四书、五经和六艺，常有“治民、治天下”的夙愿。到公元前110年时，汉武帝采纳大臣的建议，去泰山封禅。司马迁的父亲身为太史，被迫滞留在周南，无法跟随天子前往泰山，参与封禅盛典，悲愤而死。临终前曾抓住司马迁的手，流着泪嘱咐他：“天子去泰山封禅，我不能随同前往，这是我的命运不好。我死了之后，你必定接任太史的官职；身为太史，不要忘记我所想写的论著和文稿。”过了三年，司马迁果然当上了太史令，博览国家的藏书，秉承父亲的遗愿，潜心修史。公元前99年，他因为替李陵投降匈奴辩解，被关进狱中，受了腐刑。出狱后当上了中书令，虽然历经磨难，他却无怨无悔地发愤著述，终于在公元前91年编写完成了我国第一部通史，即《史记》。全书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元年约三千年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柳宗元的《闻籍田有感》，第一句是写公元810年（元和五年）旧历十月，唐宪宗李纯传旨，次年的正月十六日，要去东郊举行祭拜大典，命令有关部门的官吏撰写典仪方面的文稿。任务繁重，时间却又非常紧迫。第二句是写柳宗元自认为才华出众，而且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完全能够承担如此重任，但因为滞留在永州，就像当年西汉时期被贬到长沙的贾谊，没法参与这种重大的祭典活动。

第三句写贾谊后来终于被汉文帝重新起用，而自己满腹的学问和才识，却不能展示在皇帝的面前。第四句写柳宗元以司马谈来比喻自己，因为无缘参与这种规模宏大且相当隆重的庆典，心情非常难受。他特别希望能够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将自己写成的典仪文稿，送到唐宪宗的手里，以便引起重视和青睐，但又没有真正能够信任与委托的人，帮助自己实现这种愿望。

柳宗元在公元803年，进入朝廷，担任监察御史里行，“里行”是见习的意思，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的部长助理，曾经主持过祭祀之类的事情。过了一年多，即公元805年的四、五月，他又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专门掌管礼仪、享祭、贡举之类事情。从诗中所引用的两个典故，不难看出柳宗元那种跃跃欲试、极愿为国分挑重任的积极进取精神；同时，也夹杂着对朝廷不辨忠奸、排斥贤德人士的做法深表遗憾与忧愤的苦闷心态。

一般读者都知道柳宗元的诗中总是充满了一种酸楚哀怨，凄婉幽深和感厄愤郁之情。特别是在永州所作诗篇，取境大都以清冷、幽僻、寂静为主色调，读起来给人以郁闷压抑、吞吞吐吐的感觉，总缺少一些豪迈潇洒、明快超脱。而此诗却一反常态，使人耳目一新，在柳宗元诗集中，可算得上十分难得的“快诗”。

《觉衰》诗的“快”，首先表现在对衰老的态度上。面对提前来临的衰老，他不再是悲悲切切，嗟叹不已，而是显得超脱旷达。这种态度表现在诗的一、二层中。诗的第一层写“衰至”的感受。衰老虽然不期而至，而且来势凶猛。四十岁左右正值盛年的柳宗元，已经是“齿疏发就种，奔走力不任”，显出了十足的老态龙钟之状。诗的开头，可谓是曲尽老态。留下一个应该怎样面对过早到来的“衰”的问题。诗的第二层，是写对“衰至”的认识和理解。笔势一转，陡然生力，表现了诗人的独特见识。他以穿越古今、看透人生的目光，找到了面对衰老的最好的方法——潇洒和超脱。诗中写道：“”古代的寿者如彭祖、老聃，早已消失于人世间了。人人称颂的周公、孔子，也是在时间的长河中归于寂静了。无论是长寿者，还是圣贤者，都无法逃避必死的自然法则。这是一段非常富有哲理的议论。诗人把寿者、圣者同普通人等量齐观，一切的人在衰老和死亡面前，都是公平无私的。因此，大可不必为功名利禄而患得患失，耿耿于怀，也无须因失意落魄而唉声叹气。只有看透了这一层，精神上才能获得轻松和超越。这种见解和情怀，在柳宗元别的诗中很少见到。

《觉衰》诗的“快”，第二个鲜明特点是行为上的潇洒倜傥。面对衰老，面对春光流逝，许多人都会自伤老大，嗟老叹穷，痛感人生苦短，光阴虚掷，生不逢时，怀才不遇。这大概也算得上中国古代失意文人的通病。柳宗元在此诗中却表现得潇洒豪迈：“但愿得美酒，朋友常共斟”，与朋友常举酒杯，放怀痛饮，何愁之有，此其一也；“出门呼所亲，扶杖登西林”，呼朋唤友，成群结队，郊外踏青，登高抒怀，又何忧之来，此其二也；“高歌足自快，商颂有遗音”。放声高唱古代颂歌，情韵悠扬余音不绝，何闷不去，此其三也。此番举动，其豪迈不下李太白（李白），其潇洒可敌谢康乐（谢灵运），实在让人刮目相看，难怪周珽在《唐诗选脉全通》中评价此诗说：“绝透，绝灵、绝劲、绝谈。前无古人者以此，言人当及时行乐也。”蒋之翘说此诗“失却子厚本色（《唐四家诗》）”。虽然两人评价的角度不同，说法不一，但共同地证明了一点，柳宗元的这首诗，给了读者一种新鲜别样的感觉——快意。

从《觉衰》这首诗，读者看到柳宗元人生、性格的又一侧面。幽怨、哀叹和凄婉不是柳诗的全部，他的诗同样可以潇洒豪迈，可以旷达超脱。这首诗展示了一个更生动更真切和更全面的柳宗元。苏轼说此诗“忧中有乐，乐中有忧”。此话是颇有见地的。此诗正是忧与乐相互渗透、相互陪衬，超脱旷达使幽怨显得更加婉曲，潇洒倜傥使孤愤变得更加强烈。诗人自己在《对贺者》中也是这样说的：“嘻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哭。庸岂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大者乎！”此诗，柳宗元以洒脱的外在形式，抒发出内心深处的哀怨之情，是饱含酸楚地“潇洒”了一回。

唐代后期由于人烟稀少，蔡家机场一带的湘江东岸尚未开垦耕种，为一片平野。“晓莺啼远林”，进一步说明此片平野面积广阔，一片葱绿的草地。地势低平的湿地土壤中含氧低，不适林木生长，林木多分布平野边缘丘陵上，故曰“远林”。

“潇湘渚”即巴洲滩，诗人清晨泛舟而下，首先到达巴洲滩。此时已早晨七八点钟，一个大好晴天，适宜诗人深入民间访问，考察风土民情。“云断岣嵝岑”，岣嵝岑，乃指“衡山”，它的最高峰为祝融峰。此句意含诗人北望长安，视线被“衡山”所挡。这是诗人曲折表达受迫害的贬谪心情。古史相传，大禹曾驱车到洞庭以南考察水情，禹是传说中的上古圣人之一。此句暗指唐宪宗效法先圣尧舜治理天下。“世途非所任”，应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反映诗人一心报国无门，被贬南荒之地，时刻思念重返朝廷，效忠君皇，为国为民尽自己一份历史责任而不可能，诗人多么盼望皇帝召其北归。诗的最后两句切题，舜帝南巡野死九嶷。诗人一向以邀尧舜为师，表明自己的历史责任感。中国历史上不少志士仁人都具备此种历史责任感，所以他们成为中华民族历史的脊梁。这两句诗实写苍梧，即九嶷山，暗指舜帝的英明，借喻唐宪宗以兴尧舜之风为己任，能召回永贞革新志士重返朝廷，效忠皇帝，实现政治革新。这仅仅是诗人的主观愿望，此句蕴含诗人多少相思泪！

柳宗元26岁中博学鸿词科，步入仕途，“超取显美”，任礼部员外郎，虽是六品京官，却有资格参加早朝议事。现在身处逆境，成了被禁锢的囚徒，他在零陵深入民间访贫问苦，这是一般被贬斥的朝官不可能自觉做到的。所以只有把握柳宗元政治革新的进步思想本质，才能理解诗人在元和四年春深入民间之举的缘由。“凝情空景慕，万里苍梧阴”，诗的落脚点在一个“阴”字上，其实还是空望一场，但又表现诗人强烈的爱国爱民的激情，这是历史上进步文人的共同心态。

这是首次发现柳宗元贬永十年，第一次写于今冷水滩区管辖地域的诗，为研究柳宗元政治革新思想的人民性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初步认定《零陵春望》写于元和四年春。此时柳的姨父崔敏已任永州刺史，有了保护伞，所以他的行动较前自由一些，因此盼望回长安的心情更急切。这一时期柳宗元写了一些信向长安亲友求助，设法返回朝廷，这是诗人写《零陵春望》的内心企图。由于唐宪宗及保守派对柳的歧视，致使柳宗元贬永十年不得被召回供职，反而贬到岭南柳州而客死任所。柳宗元一生仕途多舛，报国无门，这是中国历史上许多进步人士的共同命运！

《送元暠师诗》作于柳宗元初贬永州之时，当时有一位法号元暠的和尚，经刘禹锡的介绍专程到永州来拜访；离去的时候，柳宗元写序作诗送行。柳宗元在《送元暠师序》中称“元暠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无族属以移其哀……”是当时的所谓“孝僧”。

诗的首联叙写了自己被贬后的悲愤心境：永贞革新，打击了当时的方镇割剧势力、专横的宦官和守旧复古的大士族、大官僚，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而士族和割据势力的代表，顽固地反对永贞革新，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他们结成联盟，拥立太子李纯为帝，把王叔文、柳宗元等革新派的人全部贬、杀。柳宗元在这次事件中被贬永州。“”既概括了永贞革新的事件，又叙写了自己被贬后的悲愤心情。离开京都长安，本已失意，而强忍此时囚徒般的身份，又使自己徒增悲愤。“必服”二字正话反说，表明柳宗元对朝廷的贬谪并非心悦诚服，他还是坚信自己的政治理想是正确的；但封建社会的君臣之道，是任何士大夫都不能违抗的。因而在他的内心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和痛苦。“忍”、“取”二字便是这种痛苦的表现。

诗的颔联承首联剖析自己心境的变化。颔联连用两个典故，以孔子自况，表达自己难以言传的复杂心情。孔子五十岁时，由鲁国中都宰升任司寇，为了抑制三家大夫家臣势力，定计毁坏三家的都邑，因失败而离开鲁国。诗人以此类比道出被贬的原由，自己也因孔子不能实现振兴周礼的大志一般而感叹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哀莫大于心死”，柳宗元自觉无力改变现实，而仕途的险恶，世事的纷争，使他意识到要找到一个心灵的避难所，所以在颈联他向元暠和尚表达了自己倾心佛道的思想：我只有像陶潜一样作个隐士，把自己的心隐居于佛道中，在那里找到人生的归宿。李唐一代佛教盛行，统治阶级大力宣传佛教。唐太宗、高宗作《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序记》，宣扬佛法，武后为佛造大像，中宗崇饰寺观，肃宗、代宗在宫内设道场，宪宗命使迎佛骨，敬宗、宣宗、懿宗等亦莫不笃信佛法。贵族官僚们也多信佛教，元载、杜鸿渐、王维、王缙等，是其尤著者。王维“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淡为乐”，“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旧唐书·王维传》）。由于统治阶级大力宣传佛教，民间更是盛行，寺庙林立，大量的劳动人口出家为僧或投靠寺院为寺户、佃户等，呈现出“人世遍千灯”的景象。当然柳宗元的谈佛，有着自己不得不然的悲哀。但是柳宗元对有的佛教徒的做法并不赞同，他对佛教有自己的理想。因此，他的诗的尾联中提出了“如要求得真正的佛道，不要只是施舍金钱，只有懂得了世间万物无生无灭的道理，佛道自然会发扬光大”的看法。

的确，有的佛教徒借宣扬佛教来搜括钱财，如王缙令五台山和尚数十人，“分行郡县，聚徒讲说，以求货利”（《旧唐书·王缙传》）。又如汴州相国寺传言佛像流汗，节度使刘玄佐立刻亲往布施金帛，并大起斋场，“由是，将吏商贾，奔走道路，如恐不及。因令官为簿书，以簿所入。所得巨万计。”（《唐语林·卷六》）。用佛像出汗这个大骗局，搜括了无数钱财。诗人指斥这类人“有貌而不心，名而异行”（《送去举归幽泉寺序》），并提出“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送去举归幽泉寺序》）的入佛标准，以表明自己的态度。

《送元暠师诗》内容丰富，短短八句，从一个侧面概括了作者的心路历程，让后人看到了中国古代进步知识分子的痛苦心灵。诗中引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如“”作者用孔子的故事来影射自己不得志和受贬斥的遭遇，抒发了自己空怀壮志的感慨。这些牢骚很深的话，由于用了典故，表现得非常委婉、含蓄。

诗一开篇以杜鹃啼血的典故，实写久不量移的悲苦。“子规”就是杜鹃，又称之为“杜魄”，相传为古蜀帝杜宇所变，日夜悲啼，叫声似“不得归去”，直叫得眼睛出血，是历来诗文中悲苦的象征。武元衡《送柳侍御裴起居》诗说：“望乡台上秦人去，学射山中杜魄哀。”诗人取白居易“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琵琶行》）的诗意开篇，一个“倦”字点明悲苦之久，“不意”的喜悦可想而知。诗人闻“乡禽”黄鹂的叫声而思念故乡，展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时空关隘，以优美的语言、眷恋的情怀，向读者描绘了一幅鲜活有趣、令人向往的故园乡土风情画。故园长安既是诗人的出生、成长之地，也是诗人建功立业、实现平生抱负的希望所在。在迭经变故、风雨如晦的日子里，诗人无时无刻不在渴望朝廷恩赦，祈盼擢用，于是，家乡变成了作者魂牵梦绕的精神寄托。由此，诗人不惜浓墨重彩，礼赞了日思夜想的家乡，如痴者之喃，梦者之呓，亦真亦幻，如歌如画。春天的故园，春意盎然、生机勃勃。故乡土地平阔，产出丰富，人情醇厚，生活恬愉，连鸟儿在曾经显出卓著功绩的昆明湖、细柳营上空自由自在地飞翔。现实是严酷无情的，复出的机会日益渺茫，使作者心灰意冷，徒生伤悲。诗句着力刻画故乡风物，字里行间既蕴涵着往日“翻日迥度昆明飞，凌风斜看细柳翥”的惬意和欢愉，又弥漫着“我今误落千万山，身同伧人不思还”的悲苦和忧伤。结尾以拟人的手法，借问黄鹂“乡禽何事亦来此，令我心生忆桑梓”，嘱咐黄鹂速归，将作者戚苦、郁闷、无助、不平而又不甘放弃的情绪宣泄得淋漓尽致。

此诗创作于诗人离开永州的前一年。作品显示，作者对现实既失意迷惘，同时对复出抱有强烈的追求和幻想，一颗赤子之心始终在逆境中顽强地跳动。所以语言未失活泼，风格依然俊朗，在意境上有喜有悲，大起大落。全诗以黄鹂一脉贯通，寓意高远，气韵流畅，开合自如，大气泱泱，读后令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扼腕生情，回味无穷。

失志不遇的悲哀，莫过于年华蹉跎而志业无成，乃至无望。如果认定无望，反而转向超脱，看破红尘。在封建士人中，多数是明知无望，却仍抱希望，依旧奔波仕途，甘受沦落苦楚。李益这诗即作是想，怀此情。

第二天立秋，第一天照镜子，不言而喻，有悲秋的意味。诗人看见自己两鬓花白如雪，苍老了。但他不惊不悲，而是平静淡漠，甚至有点调侃自嘲。镜中的面容，毕竟只表现过去的经历，是已知的体验。他觉得自己活着，这就够了，身外一切往事都可以一笔勾销，无须多想，不必烦恼，就让它留在镜子里。但是，镜外的诗人要面对第二天，走向前途，不知该怎么办。他觉得后一天恰同前一日。过去无成而无得，将来正可无求而无失。何况时光无情，次日立秋，秋风一起，万物凋零，自己的命运也如此，不容超脱，无从选择，只有在此华发之年，怀着一颗被失望凉却的心，去面对肃杀的秋风，接受凋零的前途。这自觉的无望，使他从悲哀而淡漠，变得异常冷静而清醒，虽未绝望，却趋无谓，置一生辛酸于身外，有无限苦涩在言表。这就是此诗中诗人的情怀。

诗题“立秋前一日”点明写作日期，而主要用以表示此诗的比兴寓意在悲秋。“览镜”，取喻镜鉴，顾往瞻来。前二句概括失志的过去，是顾往；后二句抒写无望的未来，是瞻来。首句，实则已把身世感慨说尽，然后以“在镜中”、“两鬓雪”、“对秋风”这些具体形象以实喻虚，来表达那一言难尽的的遭遇和前途。这些比喻，既明白，又含蓄不尽，使全篇既有实感，又富意趣，浑然一体，一气呵成。

“”诗的前四句用对比的手法，抒写自己飘泊宦游，功业未就的悲叹。“挂冠”，本指指辞官，但这里的挂冠当指致仕返乡，此据上下诗意可知。后二句笔锋一转，感叹自己的仕宦未遇。诗人以飞转的蓬草和浮在水面的树梗自喻，抒写飘泊之感，十分形象。

“”这两句诗用了两个典故：“越吟”“潘鬓”来说明自己年来多病，经常引起思乡之情；鬓发早斑，功业未遂，更加感到失意的悲叹。“”邯郸，战国时为赵国都城，而李德裕的家乡赵郡战国时属赵，秦为邯郸郡地，诗中即以邯郸道代指通向家乡赵郡的道路。从“应无归去期”这句看，作者当是马上又要离开家乡，而且此去前途未卜，不知何日能够壮志实现，功成名就，荣归故里。

这首诗在写法上独具特色。开头二句为立论的大前提，作者认为思乡之情，人皆有之。但历观古志士仁人的挂冠归乡，都是在功业成就之后。从而领起以下六句，反衬自己长期宦游各地不得返乡；今虽暂得归乡，而因职事在身，功业未遂，仍不能如古志士仁人的荣归故里的遭际，内在逻辑十分严谨。通读全诗，虽多飘泊失意之叹，但仍然不乏对仕途的热切追求，表现出不做出一番事业就不返乡的进取精神。

这组诗共七首：第一首凭吊轩辕古台，诗人感叹自己生不逢时，不见至道之治，于是产生了追寻古人、寻访神仙的出世之念；第二首凭吊碣石馆、黄金台，缅怀燕昭王，抒发自己不遇明主的感慨；第三首赞颂乐毅的功勋，同时叹惜其遭谗被疑、不能成就最后功业，寄托着诗人壮志难酬的愤慨；第四首追忆燕太子丹的往事，惋叹其事败而遭杀身之祸；第五首颂赞田光勇于为正义献身的气节，同时责备燕太子多疑；第六首赞颂邹衍的九州理论以及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探索精神；第七首抒写对郭隗的仰慕之情，叹惋古今仁人志士怀才不遇的普遍遭际。全组诗借古讽今，感情深沉，词句朴质，有较强的感人力量。其中第二首诗尤具有代表性。其开篇两句，首先点出凭吊的地点碣石山顶和凭吊的事物黄金台，由此引发出抒怀之情，集中表现出燕昭王求贤若渴的风度，也写出了诗人对明君的盼望，为后四句作铺垫。接下二句紧承诗意，以深沉的感情，凄凉的笔调，描绘了眼前乔木丛生，苍茫荒凉的景色，由景衬情，寓情于景，发出“昭王安在哉”的慨叹，表达对燕昭王仰慕怀念的深情。诗人借古以讽今，对古代圣王的怀念，正是反映对现实君王的抨击，是说现实社会缺少燕昭王这样求贤若渴的圣明君主。结尾二句以画龙点睛之笔，以婉转哀怨的情调，表面上是写昭王之不可见，霸图之不可求，国士的抱负之不得实现，只得挂冠归还，实际是诗人抒发自己报国无门的感叹。

这是一组咏史怀古诗，当时作者身居边地，登临碣石山顶，极目远眺，触景生情，抚今追昔，吊古抒情，体现了诗人对盛世的向往、对古代贤人丰功伟绩的追慕，同时抒发了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壮志未酬的感慨，反映了作者积极向上的强烈的进取精神。其基本内容，与《登幽州台歌》一样，带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进取精神，充满着对政治、道德、命运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观点与思考。因此，这组诗也是陈子昂实践其提倡的“兴寄”“风骨”理论的代表作品。

这首诗的序文是对东方虬《咏孤桐篇》的评论，也是陈子昂对自己创作体会的总结，是他诗歌创作的理论纲领。陈子昂以汉魏诗歌为高标，痛责晋宋以来的浮靡文风，感叹“风骨”和“兴寄”的失落。令他惊喜的是，东方虬《咏孤桐篇》竟使汉魏诗歌的“风骨”与“兴寄”重新得到复归。他盛赞这篇作品“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可谓风骨朗健的佳作。陈子昂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遂挥毫写下《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寄赠给东方虬。可惜，东方虬的《咏孤桐篇》今已失传，但从陈子昂的行文来看，那自然是他诗作的同调，而且，陈子昂用以赠答的《修竹篇》的确也是一篇“风骨”与“兴寄”兼备的作品。

风骨和兴寄是唐诗两个重要的质素，也是后人评论唐诗的两个重要范畴。陈子昂所倡导的“风骨”虽然借自六朝人的成说，但又有他自己新的内涵，是指旺盛的气势与端直的文词结合在一起所构成的那种昂扬奋发、刚健有力的美学风格。陈子昂所高标的“建安风骨”，恰是六朝浮靡诗风的缺失，因此，这对于扭转六朝以来柔弱、颓靡的文风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尤其对于树立唐诗那种昂扬奋发的气度和风范具有重要的意义。

陈子昂所标举的“兴寄”也是来源于前人主要是汉人“美刺比兴”的观念，其含义就是指诗歌的比兴寄托。这也的确切中了六朝诗歌工于体物、专有形似的弊端。更值得指出的是，陈子昂“风骨”与“兴寄”并举，对唐诗未来的发展，比如实现由风骨向兴寄的“战略转移”，也埋下了伏笔。

陈子昂同时的人如卢藏用对陈子昂的意义已经有所认识，他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中，给予陈子昂以极高的评价，认为是“道丧五百年而得陈君”，对其代表作《感遇》诗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卢藏用的出发点不是诗歌的美学特质，而是儒家的政教观念，因此与陈子昂在诗歌史上的真正价值，与陈子昂的理论主张对唐诗学的真正意义之间尚存在一定的距离。但是，就总体而言，他的评价是客观的、中肯的，得到了后人的赞同。杜甫盛赞陈子昂“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新唐书·陈子昂传》肯定他“始变风雅”。当然，也有人对卢藏用的评价提出过质疑，如颜真卿、皎然等。明末胡震亨《唐音癸签》综合各种意见，仍然认为陈子昂“与有唐一代诗，功为大耳”。

此诗的序文阐述作者倡导“风骨”、“兴寄”的创作主张，因此，此诗向来被视为陈子昂文学思想的实践范例。

全诗正文共三十六句，可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写生长于南方的修竹品质纯美，实为自身道德、风节之写照。后一部分写修竹得伶伦赏识而得以加工成乐器，也是诗人屡次上书陈述治国方略之表徵。接着，修竹进而欲“升天行”，则是诗人亟欲施展抱负的愿望之表露。

第一部分即前十八句，主要介绍修竹的生长环境和优良质地。首二句，形象地概括了这一立意。“南岳”，即著名的五岳之一衡山。品质优良的修竹“龙种”产于此地。名山与物华聚集，一开篇就令人神往不已。“孤翠郁亭亭”，既从形色两方面描绘了修竹优美动人的姿态，也颂扬了它的卓然不群。衡山是万木葱笼的，但是，在诗人看来，它们与修竹相较，却有所逊色，所以特意以“孤翠”二字，以显其精。接下去，诗人分别写了修竹生长的自然条件和品性。“峰岭上崇崒”以下八句，紧承首句，描绘了修竹“生南岳”的情景。上有崇山峻岭，下有涧溪烟雨，突出了处境的幽僻；夜闻鼯叫，昼听泉鸣，渲染了四周的清静；春风舒缓，白露清凉，更衬出了氛围的洁净。正因为生长在这样优越的自然环境，所以修竹的“哀响”如同鸣金奏乐，“密色”仿佛受到了美玉的滋润。“岁寒霜雪苦”以下八句，上承第二句，表现修竹的品性。“含彩独青青”，照应了上文的“孤翠”，突出了修竹虽受严冬霜雪折磨却青绿如故的独特品质。接着，诗人由表及里，以“岂不厌凝冽”的反诘，转为深入析理。并继而以“羞比春木荣”作了解答。春天风和日丽，一切草木皆应时而发，竞相争荣。“羞比”表明了修竹傲岸不群，不趋时争荣，接着诗人通过“有荣歇”与“无凋零”的对比，揭示了修竹不屑与春木争荣的实质，又探本溯源，表现了它的志向：“”说明修竹的本性决定了它有如金石，坚贞不二，永不凋零。这段议论，诗人采用反诘、对比、比拟等手法，寓理于象，笔挟风力，使行文“结言端直”、“意气骏爽”（刘勰《文心雕龙·风骨》），显得尤为刚健有力。

第二部分即后十八句，写修竹被制成洞箫之后的功用及愿望。相传黄帝派乐官伶伦从昆仑山北的峡谷选取了优的竹子，砍做十二竹筒，按照雌雄凤凰的鸣叫声，为人类创制了十二音律。“不意伶伦子，吹之学凤鸣”，就是诗人大胆想象，对这一传说的化用。“不意”，相对前面的“始愿”这两字使全诗顿起波折，全篇的歌赞对象由修竹转向了洞箫。由于得到黄帝乐官的雕琢，修竹的制成品——管乐洞箫，得到了配合弦乐“云和瑟”在朝廷演奏的机遇。诗人用“遂偶”、“张乐”修饰这一机遇，意态恣肆，语调轻松，暗示洞箫得到赏识器重甚为欣快。“妙曲方千变，箫韶亦九成”，生动地再现了它在朝廷的表演。能演奏“妙曲”和虞舜制作的《韶》乐，说明其音色优美动听。“方千变”、“亦九成”，形容演奏的乐曲甚多。“方”（刚才）和“亦”（又）两个副词的使用透露出了演奏的频繁忙碌。但是，洞箫并没有满足于此。“信蒙雕琢美，常愿事仙灵”，抒发了它报答知遇之恩，追求美好理想的心愿。从这两句开始到全诗结束，一变前面的第三人称，改用洞箫的口吻，绘声绘色地阐述了它“事仙灵”的心愿：伴随仙人驾翠虬，与仙女弄玉吟赏着美妙的乐曲《升天行》，携手登白日，戏赤城，入三山，游玉京，玄鹤在身边忽高忽低展翅起舞，彩云也在四周时断时续飘来飞去。在这里，诗人融合想象、拟人、夸张等多种手法，描绘了一个自由欢乐、光明美好的理想境界。这个境界虽然是虚幻的，却生动地表现了洞箫对美好理想的热切追求和昂扬向上的精神。

诗篇运用拟人化的手法，赋予修竹、洞箫人的思想感情，既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感染力，又避免了频繁比兴，失于晦涩的弊病，较为显豁地透露了其中的寓意：名为咏物，实为抒怀。诗中修竹的品性、洞箫的理想和追求，实为诗人刚直不阿、不趋炎附势、坚贞不二的品格、美好的人生理想和昂扬奋发的精神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