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四首诗，分为两组，写作于南齐永明（483—493）年间。“永明”是齐武帝萧赜的年号。传说萧赜未登基前，曾游历樊城、邓县（今湖北省襄樊市一带），熟悉了《估客乐》这一支歌曲。（估客，同“贾客”，行商之人）他当上皇帝后，因追忆往事，写过以“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渚”为内容的两首《估客乐》诗，并让乐府官吏奏入管弦以教习乐工。但他的歌辞写得不好，无法同原来的曲调谐合，于是他召来僧侣宝月，命宝月重新写作了两首《估客乐》辞。宝月的作品，很快就同歌曲谐合了。乐府歌人还在歌中加上了表达感忆意思的和送声，使歌曲大行于世。后来，宝月又续作了后两首诗，让乐工在齐武帝萧赜驾龙舟游观五城时歌唱。这几首歌而且被编入舞蹈，在南齐时由十六人表演，在萧梁时由八人表演。直到唐代武则天时，宫廷乐工还能歌唱《估客乐》辞。《古今乐录》、《通典》、《旧唐书》、《通志》、《文献通考》都记载了关于《估客乐》的上述故事，可见它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乐府歌辞。

这四首诗的主要特色，是用第一人称的口吻，细致地描写了一位楚地女子思念恋人的形象和感情。诗中第一首用送别时拔钗相赠的细节，表现了这位女子的依依难舍之情。第二首是这女子对恋人的嘱咐。虽然她说“无信心相忆”，但她的意思却重在“有信数寄书”。她的嘱咐译成白话文是：“若是有信人来，请多多托寄书信；若是没有信人来，常想着我不要忘记。”这样就不仅把女子的深情和体贴表达出来了，而且还为后面“借问艑上郎”的情节埋下了伏笔。第三首描绘的是这位女子焦急等待的情态：她每逢扬州来船，就要去寻觅自己的恋人，探问恋人的音信。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表现相思的情节。第四首是这位相思女子的自忖。她想到：当客船初发扬州的时候，桅杆如林，估客们怎么会有机会相互问讯呢？她的深切怀念，遂由于这种自慰而显得细腻、隽永。这四首诗虽然分为两组，写作于不同时候，但其间有很明显的相互联系：每组前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动态形象，刻划一个外部行为的细节；每组后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静态形象，刻划一个内心活动的细节。从送别到思念，两组作品又相互呼应。所以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件和谐统一的、美丽动人的艺术珍品。

这四首诗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们采用了很本色的语言，既质朴自然，又富有个性。这一特点正好是同上一特点相互配合的。诗中“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一句很可能采自当时的俗谚，它用“十里”“九里”之比，很精炼地概括出“恨不能陪伴始终”这样一层意思。诗句中的“侬”是当时的南方方言，是自称之词。在第一首诗中，两个“侬”字联用，一下就把诗篇的代言特色（即第一人称特色）显示出来了；而且，用“侬”而不用“妾”，便表现了作品的朴野自然之美。“瓶落井”是古代的民间成语，意思相当于石沉大海，经常用于描写恋人之间的关系。敦煌曲子辞（伯3123写本）中有“一只银瓶子，两手拴，携送远行人”的诗句，便是用银瓶来象征始终不渝的恋爱关系的。这里则反用，意味深长地表达了对恋人的忠贞和期待。此外，“艑”是吴楚人对大船的称呼，《荆州土地记》曾说过“湘州七郡，大艑所出，皆受万斛”的话。“珂峨头”指船头的装饰如高耸的玉马笼，古人称马笼头上的玉饰为“珂”，称高耸的状态为“峨”。“欢”是当时的吴语，意即情郎，例如《子夜歌》说：“欢愁侬亦惨”。“五两”则是楚语，指船上侯风的竹竿。例如《文选·江赋》李善注引许慎语说：“綄，侯风也，楚人谓之五两也。”王周《船具诗序》说：“有樯，有五两，有帆，所以使风也。”故敦煌曲子辞《浣溪沙》中也有“五两竿头风欲平”的诗句。——这些现在看来很生僻的辞语，在当时其实是楚人的俗谚口语，是很平常的。这些语言既生动明快，又密切吻合歌辞主人公的身份，在塑造形象、刻划人物方面，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根据以上两个特点，可以把宝月的《估客乐》评为富有艺术个性、达到自然传神这种高超境界的好诗。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者还通过作品的个性反映出了时代的个性。在南北朝时代，由于北方连年战乱，而南方则保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故水陆交通和商业贸易在南方显得比较发达。扬州（今南京市）和襄阳（今属湖北）就是两个水运重镇和商业重镇。《估客乐》正是在这一背景上展开送别情郎去经商的故事题材的。这时的音乐文学显现了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楚地成为同吴地并列的一大音乐中心；其二是城邑音乐异军突起，代表了对民歌民谣的集中。清商曲中的西曲歌，以及西曲歌中的《襄阳乐》、《石城乐》、《江陵乐》、《寻阳乐》（襄阳、石城、江陵、寻阳都是当时的重要城市），很明确地反映了这两个特点。故西曲中的《估客乐》也可以看作这时的新的音乐潮流的代表。另外，随着南方经济的发达，在豪门大族中产生了一批以“妾”、“婢”为名义的歌妓。她们的表演，使得当时的清商曲辞富于女性特色。《估客乐》也就是这样一种极尽温柔妩媚之致的作品。其实，齐武帝的诗作不能配合管弦而宝月的诗作能够与管弦“谐合”的原因就在于宝月的《估客乐》在题材、文学风格、音乐特征上都密切吻合了表演需要和时代气氛。后来，陈后主、北周庾信、唐代李白、元稹、张籍、刘禹锡、刘驾等人都作过以《估客乐》或《贾客词》为题的诗歌，但没有哪一篇能比得上宝月的作品，这也是因为：宝月的《估客乐》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

曲江又名曲江池，故址在今西安城南五公里处，原为汉武帝所造。唐玄宗开元年间大加整修，池水澄明，花卉环列。其南有紫云楼、芙蓉苑；西有杏园、慈恩寺。是著名游览胜地。

第一首写他在曲江看花吃酒，布局出神入化，抒情感慨淋漓。

在曲江看花吃酒，正遇“良辰美景”，可称“赏心乐事”了，但作者却别有怀抱，一上来就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惜春情绪，产生出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他一没有写已经来到曲江，二没有写来到曲江时的节令，三没有写曲江周围花木繁饶，而只用“风飘万点”四字，就概括了这一切。“风飘万点”，不止是客观地写景，缀上“正愁人”三字，重点就落在见景生情、托物言志上了。“风飘万点”，这对于春风得意的人来说，会煞是好看，该不会又“正愁人”。但是作者面对的是“风飘万点”，那“愁”却早已萌生于前此的“一片花飞”，因而用跌笔开头：“一片花飞减却春！”历尽漫长的严冬，好容易盼到春天来了，花儿开了。这春天，这花儿，是很值得人们珍惜的。然而“一片花飞”，又透露了春天消逝的消息。敏感的、特别珍惜春天的诗人就不能不“愁”。“一片”，是指一朵花儿上的一个花瓣。因一瓣花儿被风吹落就感到春色已减，暗暗发愁，可如今，面对着的分明是“风飘万点”的严酷现实啊！因此“正愁人”三字，非但没有概念化的毛病，简直力透纸背。

“风飘万点”已成现实，那尚未被风飘走的花儿就更值得爱惜。然而那风还在吹。剩下的，又一片、一片地飘走，眼看即将飘尽了。第三句就写这番情景：“且看欲尽花经眼。”“经眼”之花“欲尽”，只能“且看”。“且”，是暂且、姑且之意。而当眼睁睁地看着枝头残花一片、一片地被风飘走，加入那“万点”的行列，心中滋味就不怎么样了。于是来了第四句：“莫厌伤多酒入唇。”吃酒为了消愁。一片花飞已愁；风飘万点更愁；枝上残花继续飘落，即将告尽，愁上添愁。因而“酒”已“伤多”，却禁不住继续“入唇”啊！

蒋弱六云：“只一落花，连写三句，极反复层折之妙。接入第四句，魂消欲绝。”这是颇有见地的。然而作者没有说明要如此“反复层折”地写落花，以致魂消欲绝的原因，究竟是仅仅叹春光易逝，还是有慨于难于直陈的人事问题。

第三联“江上小堂巢翡翠，苑边高冢卧麒麟。”这一联并非人们所认为的只是叙述凄凉的景象，而是对尾联哲学的阐述。如果想要理解这其中的意思那么就要对古代文人道家归隐思想有所了解了。江上小堂巢翡翠，是指快乐自由的豪放之士。苑边高冢卧麒麟，则是指人生易老，都会走向衰亡的，哪怕是高高在上的王公贵族也不可避免。由苑边高冢即足以见得。结合此联总体，就是说人生苦短，而面对这些则需像翡翠一样好好快乐一番，即说了前边愁思在徘徊于不徘徊之间的纠结情绪，又为下文做了很好的铺垫，可看出杜甫的手笔已经十分成熟。

“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荣绊此身？”

这两句意思是：在这个世界上乐是一个人毕生所追求的，那为什么不去痛快的了一次呢。

大家可以去参考“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争”去理解诗中行乐的含义，这是一种极为无奈而发出的一句感叹而已。

联系全篇来看，所谓“行乐”，绊此身的浮荣指的就是“左拾遗”那个从八品上的谏官。因为疏救房琯，触怒了肃宗，从此，为肃宗疏远。作为谏官，他的意见却不被采纳，还蕴含着招灾惹祸的危机。这首诗就是公元758年（乾元元年）暮春任“左拾遗”时写的。到了这年六月，果然受到处罚，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从写此诗到被贬，不过两个多月的时间。明乎此，就会对这首诗有比较确切的理解。

这是“联章诗”，上、下两首之间有内在的联系。下一首，即紧承“何用浮荣绊此身”而来。

前四句一气旋转，而又细针密线。仇兆鳌注：“酒债多有，故至典衣；七十者稀，故须尽醉。二句分应。”就章法而言，大致是不错的。但把“尽醉”归因于“七十者稀”，对诗意的理解就表面化了。时当暮春，长安天气，春衣才派用场；即使穷到要典当衣服的程度，也应该先典冬衣。如今竟然典起春衣来，可见冬衣已经典光。这是透过一层的写法。而且不是偶而典，而是日日典。这是更透过一层的写法。“日日典春衣”，读者准以为不是等米下锅，就是另有燃眉之急；然而读到第二句，才知道那不过是为了“每日江头尽醉归”，真有点出人意外。出人意外，就不能不引人深思：为什么要日日尽醉呢？

诗人还不肯回答读者的疑问，又逼进一层：“酒债寻常行处有。”“寻常行处”，包括了曲江，又不限于曲江。行到曲江，就在曲江尽醉；行到别的地方，就在别的地方尽醉。因而只靠典春衣买酒，无异于杯水车薪，于是乎由买到赊，以至“寻常行处”，都欠有“酒债”。付出这样高的代价就是为了换得个醉醺醺。诗人对这这究竟是为什么终于作了回答：“人生七十古来稀。”意谓人生能活多久，既然不得行其志，就“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吧！这是愤激之言，联系诗的全篇和杜甫的全人，是不难了解言外之意的。

“穿花”一联写江头景。在杜诗中也是别具一格的名句，叶梦得曾指出：“诗语固忌用巧太过，然缘情体物，自有天然工妙，虽巧而不见刻削之痕。老杜……‘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深深’字若无‘穿’字，‘款款’字若无‘点’字，皆无以见其精微如此。然读之浑然，全似未尝用力，此所以不碍其气格超胜。使晚唐诸子为之，便当如‘鱼跃练波抛玉尺，莺穿丝柳织金梭’体矣。”（《石林诗话》卷下）这一联“体物”有天然之妙，但不仅妙在“体物”，还妙在“缘情”。“七十古来稀”，人生如此短促，而“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大好春光，又即将消逝，非常值得珍惜。诗人正是满怀惜春之情观赏江头景物的。“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这是无比恬静、无比自由、无比美好的境界。可是这样恬静、这样自由、这样美好的境界，存在不了多久了。于是诗人“且尽芳樽恋物华”，写出了这样的结句：

“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

“传语”犹言“寄语”，对象就是“风光”。这里的“风光”，就是明媚的春光。“穿光”一联体物之妙，不仅在于写小景如画，而且在于以小景见大景。读这一联，就能唤起春光明媚的美感。蛱蝶、蜻蜓，正是在明媚的春光里自由自在地穿花、点水；深深见（现）、款款飞的。失掉明媚的春光，这样恬静、这样自由、这样美好的境界也就不复存在了。诗人以情观物，物皆有情，因而“传语风光”说：“可爱的风光呀，你就同穿花的蛱蝶、点水的蜻蜓一起流转，让我欣赏吧，那怕是暂时的；可别连这点心愿也违背了啊！”

仇注引张綖语云：“二诗以仕不得志，有感于暮春而作。”言简意赅，深得诗人用心。因“有感于暮春而作”，故暮春之景与惜春、留春之情融合无间。因“仕不得志”而有感，故惜春、留春之情饱含深广的社会内容，耐人寻味。

这两首诗总的特点，用我国传统的美学术语说，就是“含蓄”，就是有“神韵”。所谓“含蓄”，所谓“神韵”，就是留有余地。抒情、写景，力避倾囷倒廪，而要抒写最典型最有特征性的东西，从而使读者通过已抒之情和已写之景去玩味未抒之情，想象未写之景。“一片花飞”、“风飘万点”，写景并不工细。然而“一片花飞”，最足以表现春减；“风飘万点”，也最足以表现春暮。一切与春减、春暮有关的景色，都可以从“一片花飞”、“风飘万点”中去冥观默想。比如说，从花落可以想到鸟飞，从红瘦可以想到绿肥……“穿花”一联，写景可谓工细；但工而不见刻削之痕，细也并非详尽无遗。例如只说“穿花”，不复具体地描写花，只说“点水”，不复具体地描写水，而花容、水态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景物，都宛然可想。

就抒情方面说，“何用浮荣绊此身”，“朝回日日典春衣，……”，其“仕不得志”是依稀可见的。但如何不得志，为何不得志，却秘而不宣，只是通过描写暮春之景抒发惜春、留春之情；而惜春、留春的表现方式，也只是吃酒，只是赏花玩景，只是及时行乐。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日日江头尽醉归”，从“一片花飞”到“风飘万点”，已经目睹了、感受了春减、春暮的全过程，还“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真可谓乐此不疲了！然而仔细探索，就发现言外有意，味外有味，弦外有音，景外有景，情外有情，“测之而益深，究之而益来”，真正体现了“神余象外”的艺术特点。

此组诗共十章，当作于公元753年（唐玄宗天宝十二年）初夏，当时杜甫与广文馆博士郑虔同游何将军山林，故作此组诗。以下是仇兆鳌《杜诗详注》对组诗各章的评析。

首章领起，乃未至而遥望之词。上四，何氏山林。下四，陪郑同游。自塘至桥，桥畔有园，园中有竹，层次如画。谷口，指郑。濠梁，指何。赵汸曰：何于郑为旧交，因而并招及己，但以素有山林幽意，故作此游，非轻赴人招也，说得曲折微婉。《杜臆》末拈幽兴，为十首之纲。

二章，志林中景物之胜。首二为纲，三四承夏木，五六承风潭。末乃触景而念昔游。风潭覆以夏木，见其萧森可爱。朱鹤龄注：卑枝接叶二句，古人所谓叠韵诗。食有芹卿，乃初到而留饮，末云晚饭，盖至暮而留宿矣。

三章，记林间花卉之奇。首记花名，次记花种。五六承异花，见其可贵。七八承滋蔓，怜其易谢。张骞不携此种，故曰空到。《本草》弗载其名，故曰不知。《杜臆》开拆，顶露翻。离披，顶雨打。

四章，羡林傍幽僻之致。上四写景，下四叙情，上四以整炼为工，下四以萧疏见致，俱有章法。没马是实事，藏蛇是想像。《杜臆》：公献赋不售，故欲卖书买宅，乃愤激之词。此云晚花，七章言清晨白日，见其次第。

五章，见山林景物，而喜逢豪饮，在四句分截。言此间穿池垒石，特大地中剩水残山耳，其势之雄阔，足以破沧江而开碣石。烹笋摘梅，园中佳品。弹筝换酒，将军豪兴。故复移席苔前，以享其用意之殷勤。申涵光曰：起语近纤，五六太板。

六章，状山林高寒，而美其淳朴，亦四句分截。风磴而吹阴雪者，乃云门之吼瀑泉也，以下句解上句。盖夏本无雪，飞瀑遥溅，乍疑是雪耳。酒醒方思卧簟，而衣冷反欲装绵，言夏日阴森也。野老看客，馈以河鱼，即此见风土淳朴，与他处不同。

七章，记山林物产，而叹其景幽，亦四句分截。茵蔯之脆，得生菜而加美。栜树之阴，展食单而倍凉。次联分顶，野鹤晨出，言其超旷，山精昼藏，言其深邃。百里之内，独见苍苍，甚言石林之高耸，非谓何林有百里也。此云晨日，下二章言晚、言夜，次第又相联络。

八章，因水府而旁记游迹。上四实景，下四虚摹。山林胜游，留连累日，故柳渚昆池，亦皆经过。折荷脱巾，醉时狂态。刺船解水，走马而思泛舟也。

九章，宿何园而记其韵事。上四见主人儒雅，下四言夜景清幽。首句属赋，起不好武。次句属比，起总能文。

十章总结，乃出门以后情事。首二惜别之情，三四别后之景，五六回忆前事，七八豫订重游。幽意不惬，为迫于归期耳，两句起势突兀。舞曰自笑，歌曰谁怜，无复林中豪兴矣，故须再过以慰寂寥。朋好，指郑广文。钱谦益曰：八句之内，势变多端，尺寸之间，移形换步，正所谓“波澜独老成”也，杜老不容易放笔如此。

其一

梅尧臣、欧阳修对《明妃曲》的和诗皆直斥“汉计拙”，对宋王朝屈辱政策提出批评。王安石则极意刻画明妃的爱国思乡的纯洁、深厚感情，并有意把这种感情与个人恩怨区别开来，尤为卓见。

针对当时的社会背景，王安石歌颂明妃的不以恩怨易心，具有现实意义。当时有些人误解了他的用意，那是由于他用古文笔法写诗，转折很多，跳跃很大，而某些人又以政治偏见来看待王安石，甚至恶意罗织之故。清代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中千方百计地替王安石辩解，但还未说得透彻。

明妃是悲剧人物。这个悲剧可以从“入汉宫”时写起，也可以从“出汉宫”时写起。而从“出汉宫”时写起，更能突出“昭君和番”这个主题。王安石从“明妃初出汉宫时”写起，选材是得当的。

绝代佳人，离乡去国，描写她的容貌愈美，愈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是：“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官，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江淹《恨赋》上也着重写了她“仰天大息”这一细节。王安石以这些为根据，一面写她的“泪湿春风”，“徘徊顾影”，着重刻画她的神态；一面从“君王”眼中，写出“入眼平生未曾有”，并因此而“不自持”，烘托出明妃容貌动人。所以“意态白来画不成”一句是对她更进一层的烘托。“意态”不仅是指容貌，还反映了她的心灵。明妃“徘徊顾影无颜色”正是其眷恋故国无限柔情的表现。至于“杀画师”这件事，出自《西京杂记》。《西京杂记》是小说，事之有无不可知，王安石也不是在考证历史、评论史实，他只是借此事来加重描绘明妃的“意态”而已。而且，这些描绘，又都是为明妃的“失意”这一悲剧结局作铺垫，以加重气氛。

上面写“去时”，下面写“去后”。对于去后，作者没有写“紫台朔漠”的某年某事；而是把数十年间之事，概括为“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这两句间，省略了“然而犹且”，意思是说：“明妃心里明知绝无回到汉宫之望，然而，她仍眷眷于汉，不改汉服。”

近代学者陈寅恪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所言胡汉之分，实质不在血统而在文化。孔子修《春秋》就是“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而在历史上尤其是文学上，用为文化的标志常常是所谓“衣冠文物”。《左传》上讲“南冠”，《论语》中讲“左衽”，后来一直用为文学典故。杜甫写明妃也是着重写“环佩空归月夜魂”，这与王安石写的“着尽汉宫衣”，实际是同一手法。杜甫、王安石皆设想通过“不改汉服”来表现明妃爱乡爱国的真挚深厚感情，这种感情既不因在汉“失意”而减弱，更不是出于对皇帝有什么希冀（已经“心知更不归”了），不是“争宠取怜”。因此，感情更为纯洁，形象更为高大。接着又补上“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把明妃一心向汉、历久不渝的心声，写到镂心刻骨。梅尧臣也说“鸿雁为之悲，肝肠为之摧”。王安石写得比梅尧臣更为生动形象。

最后，又用“家人万里传”来说，以无可奈何之语强为宽解，愈解而愈悲，把悲剧气氛写得更加浓厚。更妙的是：笔锋一带，又点出了悲剧根源，扩大了悲剧范围。明妃这一悲剧的起点可叙从“入汉宫”时写起。汉宫，或者说“长门”，就是《红楼梦》中贾元春所说的“见不得人的地方”，从陈阿娇到贾元春，千千万万“如花女”，深锁长闭于其中。以千万人（有时三千，有时三万）之青春，供一人之淫欲。宫女之凄凉寂寞，可想而知，而况宫女的失宠与志士的怀才不遇，又有某种情况的类似，所以从司马相如《长门赋》到刘禹锡的《阿娇怨》，还有《西宫怨》之类，大都旨写这一题材，表现出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广大宫女的同情，或者抒发出“士不遇”的愤慨。唐人“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早在王安石之前就描写过了，只是说得“怨而不怒”；王安石却多少有点怒了。李壁说：王安石“求出前人所未道”，是符合实际的；至于“不知其言之失”，则是受了王回、范冲等人的影响。王回引孔子说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却忘了孔子也说过“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论语》）；特别是误解了“人生失意无南北”一句。王回本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他以政治偏见来论诗，难以做到公允。

其二

首两句写明妃（王昭君）嫁胡，胡人以毡车百辆相迎。《诗经》上有“之子于归，百两（同‘辆’）御（迎接）之”的诗句，可见胡人是以迎接王姬之礼来迎明妃。在通常情况下，礼仪之隆重，反映恩义之深厚，为下文“胡（恩）自深”作了伏笔。其中“皆胡姬”三字，又为下文“含情欲说独无处”作伏笔。

关于明妃对此的反应，诗中写她“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梅尧臣《依韵和原甫昭君辞》中也说：“情语既不通，岂止肠九回？”他们意思是说明妃与胡人言语也不通，谈不上“知心”，所以哀而不乐。

王安石通过在诗中突出一个细节描绘来表现明妃的“哀”情：明妃一面手弹琵琶以“劝胡”饮酒，一面眼“看飞鸿”，心向“塞南”。通过这一细节，巧妙地刻画了明妃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接着，他又用明妃所弹的琵琶音调，感动得“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听者被感动到这个地步，则弹者之内心痛苦自不待言。“哀弦”之哀，是从听者的反应中写出的。

前面是明妃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与心情的描写；末四句则是进一步加以分析、议论。这四句分为三层：第一层是“汉恩自浅胡自深”——明妃在汉为禁闭于长门中的宫女，又被当作礼物送去“和番”，所以“汉恩”是“浅”的；胡人对她以“百辆”相迎，“恩”礼相对较“深”。这句讲的是事实。第二层讲“人生乐在相知心”，这是讲人之常情。如果按此常情，明妃在胡就应该乐而不哀了。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这就接入第三层：明妃在胡不乐而哀，其“哀弦”尚“留至今”，当时之哀可想而知。明妃之心之所以与常情不同，是因为她深明大义，不以个人恩怨得失改变心意，而况胡人也并非“知心”。四句分三层，中有两个转折，有一个矛盾，只有把其中曲折、跳宕理清，才能看出王安石的“用意深”及其“眼孔心胸大”处（方东树《昭昧詹言》）。南宋初，范冲“对高宗论此诗，直斥为坏人心术，无父无君”（李壁注解中的话，此据《唐宋诗举要》转引），完全是没有懂得此诗。范冲是范祖禹之子，范祖禹是一贯反对新法的人，挟嫌攻击，更不足据。其实王安石这样描写明妃，这样委曲深入地刻画明妃心事，用以突出民族大义，恰恰是可以“正人心，厚风俗”的，在当时是针对施宜生、张元之流而发的，对后人也有教育意义。

《明妃曲二首》体现出王安石注意刻画人物的特点，从描绘人物“意态”，到解剖人物心理，有渲染，有烘托，有细节描写，相当于是把写小说的一些手法用入诗中。而在“用笔布置逆顺”及“章法疏密伸缩裁剪”等方面，则又是把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技法用来写诗。这样，就使诗歌的艺术手法更加多样化，诗歌的表现能力更强。由于两者结合得较好，故虽以文为诗，而形象性并不因之减弱，此诗末四句以形象来进行议论，即其明证。王安石既以小说手法与古文笔法来写诗，读者也就应以读小说、读古文之法来读它，才能读懂诗。

第一首写诗人入淮时的心情。首两句总起、入题。交代了出使的行程和抑郁的心情，为这一组诗奠定了基调。诗人离开洪泽湖之沙岸一进入淮河，胸怀就烦乱、骚动，这是因为昔日国中流水今日已为边境界线。这两句写出了南宋人面对长淮时心理上独特的变化。后两句写感慨，是“意不佳”的原因之一。“桑乾”即永定河上游的桑乾河，在今山西省北部与河北省的西北部，唐代这里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交接处。唐代诗人雍陶《渡桑乾水》一诗有“南客岂曾谙塞北，年年唯见雁飞回”之句，表示过了桑乾河才是中国的“塞北”的意思。刘皂《渡桑乾》也有“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之句。在北宋，苏辙元祐五年在出使契丹回国离开辽境时所写的《渡桑乾》一诗中仍曾这样写道：“胡人送客不忍去，久安和好依中原。年年相送桑乾上，欲话白沟一惆怅。”正因为前人有过那样的边境观念，所以现在作者说“何必”，表面看来似乎是不满于前人的看法，其实诗人正是通过这种不满的语气在今不如昔的对比中表达对江山半壁的哀惋和对朝廷偏安的怨恨，这是一种委婉的表达方式。“天涯”原指极远的地方，这里指宋、金以淮河为界的边境线。这两句是说：何必要到遥远的桑乾河才是塞北边境呢，而今淮河以北不就是天的尽头了么！诗人说桑乾用“远”字，称准河却用“天涯”，一方面强调了淮河的边界意念、一方面渲染了淮河的遥远。这种渲染进一步表达了作者对南宋王朝心理上弃北逃南、政策上妥协投降，视国土沦陷于不顾，置中原人民于不救的哀怨和不满。

第二首是对造成山河破碎的南宋朝廷的谴责。南宋初年的名将刘錡、岳飞、张俊、韩世忠，力主抗金，屡建功勋。赵、张指赵鼎和张俊，都在南宋前期两度任相，重用岳、韩，奠定南宋基业。诗人在这里采取了欲抑先扬的手法。在第三句来了一个陡转到反面，而今竟然出现了“长淮咫尺分南北”的奇耻大辱的结果。前面的因和这里的果似乎产生了明显的矛盾，再加上结尾的“欲怨谁”一语，更是发人深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该由谁来负责？当时以高宗赵构和秦桧为首的主和派贬、杀抗金将领，这怎能不使人在肃杀的“秋风”中涕泪满襟呢！诗人的满懑之情，以婉语微讽，曲折道出，显得更为深沉。

第三首因眼前景物起兴，以抒发感慨。淮河两岸舟船背驰而去，了无关涉；一过淮水，似乎成了天造地设之界。这里最幸运的要数那些在水面翱翔的鸥鹭了，只有它们才能北去南来，任意飞翔。两者相比，感慨之情自见。“波痕交涉”之后，著以“亦难为”三字，凝聚着作者的深沉感喟。含思婉转，颇具匠心。诗人采取了虚实相生的写法，前两句实写淮河两岸舟船背弛、波痕接触也难以做到，虚写作者对国家南北分离的痛苦与无奈。后两句实写鸥鹭可以南北自由飞翔，虚写作者对国家统一、人民自由往来的强烈愿望。

第四首写中原父老不堪忍受金朝统治之苦以及他们对南宋朝廷的向往，感慨更为深沉。前两句说中原父老见到“王人”像遇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滔滔不绝地诉说不堪忍受金朝压迫之苦。“莫空谈”中一个“莫”字，即排除了一切泛泛的应酬客套话。他们向使者谈的话题都集中在“诉不堪”这一点上。这是诗人想象中的情景，并非实事。因为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南宋使者到了北方后不可能直接跟遗民通话，中原父老更不会面对面地向南使“诉不堪”。但是中原遗民向往南宋朝廷之心却用各种方式来表白。此诗所表达的中原父老的故国情思，虽非实事，但确是实情。这里的弦外之音是对南宋小朝廷的强烈谴责，以率直的方式表现了曲折的心思，读来宛转有致。后两句借羡慕能南飞的鸿雁来表达遗民们对故国的向往。“却是”为反是、倒是之意：羡慕的是鸿雁一年一度的南归；遗憾的是鸿雁不解人意，不能代为传达这故国之情。真是含不尽之意于言外。

《初入淮河四绝句》以“意不佳”为贯穿全组诗的感情主线：有“长淮咫尺分南北”“中流以北即天涯”的沉痛感喟；也有“北去南来自在飞”“一年一度到江南”的向往和痛苦。前两首侧重于诗人主观感情的抒写，后两首则为淮河两岸人民、特别是中原遗民代言，主题鲜明。全诗寓悲愤于和婉，把悲愤之情寄托在客观景物的叙写之中怨而不怒，风格沉郁，语言平易自然，时用口语。这些都体现了“诚斋体”的特色。

说明存在决定意识。人们只有用发展的眼光而不是静止的眼光去看事物，才能使自己的思想符合客观实际，写出有时代气息有新意的好诗来。大自然是在不断变化和进步着的，“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这句诗则表达了世界上欣欣向荣，人才辈出的大好景象。

在群芳斗艳的花季里，被誉为国色天香的牡丹花总是姗姗开迟，待到牡丹占断春光的时候，一春花事已经将到尽期。历代多愁善感的诗人，对于伤春惜花的题材总是百咏不厌。而白居易《惜牡丹花二首》却在无数惜花诗中别具一格。人们向来在花落之后才知惜花，这组诗第一首却一反常情，却由鲜花盛开之时想到红衰香褪之日，以“把火”照花的新鲜立意表现了对牡丹的无限怜惜，寄寓了岁月流逝、青春难驻的深沉感慨。

全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但文气跌宕回环，语意层层深入。首句开门见山，点出题意：“惆怅阶前红牡丹”，淡淡一笔，诗人的愁思，庭院的雅致，牡丹的红艳，都已历历分明。“惆怅”二字起得突兀，造成牡丹花似已开败的错觉，立即将读者引入惜花的惆怅气氛之中。第二句却将语意一转：“晚来唯有两枝残。”强调到晚来只有两枝残败，读者才知道满院牡丹花还开得正盛。“唯有”、“两枝”，语气肯定，数字确切，足见诗人赏花之细心，只有将花枝都认真数过，才能得出这样精确的结论，而“唯有”如此精细，才见出诗人惜花之情深。这两句自然朴质，不加雕饰，仅用跌宕起伏的语气造成一种写意的效果，通过惜花的心理描绘表现诗人黄昏时分在花下流连忘返的情景，情笃而意深。

既然满院牡丹只有两枝残败，似乎不必如此惆怅，然而一叶知秋，何况那还是两枝。诗人从两枝残花看到了春将归去的消息，他的担心并非多余。“明朝风起应吹尽”，语气又是一转，从想象中进一步写出惜花之情。明朝或许未必起风，“应”字也说明这只是诗人的忧虑。但天有不测风云，已经开到极盛的花朵随时都会遭到风雨的摧残。一旦风起，“寂寞萎红低向雨，离披破艳散随风”，那种凄凉冷落实在使诗人情不能堪。但是诗人纵有万般惜花之情，他也不能拖住春天归去的脚步，更不能阻止突如其来的风雨。古人说过：“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古诗十九首》）那么，趁着花儿尚未被风吹尽，夜里起来把火看花，也等于延长了花儿的生命。何况在摇曳的火光映照下，将要衰谢的牡丹越发红得浓艳迷人，那种美丽而令人伤感的情景又自有白天所领略不到的风味。全篇诗意几经转折，诗人怜花爱花的一片痴情已经抒发得淋漓尽致，至于花残之后诗人的心情又会如何，读者也就不难体味了。

第二首诗自注说是写在“新昌窦给事宅南亭花下”。两首诗的题材完全一样的，都是“惜”牡丹花，但是切入的角度却又有所不同，前一首“晚来唯有两枝残”，是硕果尚存，而这一首却已是败蕊残花，一片狼藉，看上去简直有点惨不忍睹了。诗是这样开头的：“寂寞萎红低向雨，离披破艳散随风。”当牡丹盛开之时，当然不会被冷落，可是一旦花期过后，真的到了花萼低垂、冷雨萧瑟、花瓣飘落、随风飞散之际，就不会有人前来赞赏她曾有的富贵妩媚，或者关注她如今的凄凉处境。白居易用两个字“寂寞”，一语中的地道出了这其间的不幸。前一首以“惆怅”领起，说的是白居易惜花的无奈感受，这一首用“寂寞”开篇，点出了落花的冷落处境。这是一种真正护花使者才会有的境界，而绝不是那些附庸风雅、追随时髦者所能想象和体会的。咏物诗写到这个份上，其实已经是在借咏物而言志了，也许世界上什么时候都不会缺少锦上添花的善行，可是真正需要的却往往是无人喝采的雪中送炭呀。

接下来的两句诗，“晴明落地犹惆怅，何况飘零泥土中。”具体细微地刻画了风雨过后落红满地的景象，用的是一种欲擒故纵、欲说还休的表现手法，极尽强调、渲染之能事。先说哪怕在是风和日丽的情况下，开败的牡丹随风飘落也会令人感到无比惆怅，进而强调眼前所见，当初在枝头上或含苞待放，或笑靥迎人的花瓣已经不但开败，“何况”又纷纷“飘零”在风雨过后的“泥土中”，那种惨状，那份凄凉，只要是有一分爱花的心思，哪怕是石头人见了也要落泪了，更不要说白居易面对此景又该做何感想了，这实在是他无从表达也不忍明说的。诗歌也就在这种让人不忍卒读的情绪中，黯然而止了。

白居易此组诗一出，引起后人争相模仿，李商隐的《花下醉》：“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在残花萎红中寄托人去筵空的伤感，比白居易的诗写得更加秾丽含蓄，情调也更凄艳迷惘。而在豁达开朗的苏轼笔下，与高烛相对的花儿则像浓妆艳抹的美女一样娇懒动人：“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海棠》）惜花的惆怅已经消融在诗人优雅风趣的情致之中。这两首诗历来更为人们所称道，但后人艺术上的成功是由于撷取了前人构思的精英，因此，当读者陶醉在李商隐、苏轼所创造的优美意境之中的时候，也不应当忘记白居易以烛光照亮了后人思路的功劳。

宋人赏梅至南宋始盛，并逐渐形成了“梅以韵胜，以格高，故以横斜疏瘦与老枝奇怪为贵”(范成大《梅谱·后序》)的审美情趣。这两首诗所写的就是老枝奇怪，疏花几点的古梅形象，与林逋笔下的清幽疏秀有所不同。作者有意识地突显梅花的老瘦、枯淡、奇怪、冷峭、孤独以表现其超尘脱俗而又不乏几分孤独凄凉之意的“清高”品质，带有几分“以丑为美”的味道。陈衍评第一首道：“梅花诗之工致，此可叹观止，非和靖所想到矣。”(《宋诗精华录》卷三)从另一个方面，又有人对这种苦硬的写法提出批评，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五：“宋人肖德藻梅诗，有‘江妃危立冻蛟背，海月冷挂珊瑚枝’，看似崛强，实与‘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按：明人高启诗句)，一太熟，一太生，同是诗家左道。凡学诗者，入手即辟此二种，方有根基可望，勿认肖君二语胜于季迪(按：高启的字)也。”

《端午三首》是南宋赵蕃的一组关于端午节的诗。

第一首诗是写端午节人们对屈原的祭念，表现了人们对屈原的同情。

第二首诗是端午时候诗人对于屈原忠不见用陈江而死，但是诗文传千古的感概和惺惺相惜之感。

第三首诗是诗人端午时候读历史有所感触，却找不到人倾诉。这里有一种可能是这个诗人也受到冤屈，跟屈原的处境相似。

这里讲的是张仲素和白居易两位诗人唱和的两组诗，各三首。燕子楼的故事及两人作诗的缘由，见于白居易诗的小序。其文云：“徐州故张尚书有爱妓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风态。余为校书郎时，游徐、泗间。张尚书宴余，酒酣，出盼盼以佐欢，欢甚。余因赠诗云：‘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一欢而去，尔后绝不相闻，迨兹仅一纪矣。昨日，司勋员外郎张仲素绘之访余，因吟新诗，有《燕子楼》三首，词甚婉丽，诘其由，为盼盼作也。绘之从事武宁军（唐代地方军区之一，治徐州。）累年，颇知盼盼始末，云：‘尚书既殁，归葬东洛，而彭城（即徐州）有张氏旧第，第中有小楼名燕子。盼盼念旧爱而不嫁，居是楼十余年，幽独块然，于今尚在。’余爱绘之新咏，感彭城旧游，因同其题，作三绝句。”张尚书名愔，是名臣张建封之子。有的记载以尚书为建封，是错误的。因为白居易做校书郎是在贞元十九年到元和元年（803－806），而张建封则已于贞元十六年（800）去世，而且张愔曾任武宁军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最后又征为兵部尚书，没有到任就死了，与诗序合。再则张仲素原唱三篇，都是托为盼盼的口吻而写的，有的记载又因而误认为是盼盼所作。这都是应当首先加以辩正的。

张仲素这第一首诗写盼盼在十多年中经历过的无数不眠之夜中的一夜。起句中“残灯”、“晓霜”，是天亮时燕子楼内外的景色。用一个“伴”字，将楼外之寒冷与楼内之孤寂联系起来，是为人的出场作安排。次句正面写盼盼。这很难着笔。写她躺在床上哭吗？写她唉声叹气吗？都不好。因为已整整过了一夜，哭也该哭过了，叹也该叹过了。这时，她该起床了，于是，就写起床。用起床的动作，来表达人物的心情，如元稹在《会真记》中写的“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就写得很动人。但张仲素在这里并不多写她本人的动作，而另出一奇，以人和床作极其强烈的对比，深刻地发掘了她的内心世界。合欢是古代一种象征爱情的花纹图案，也可用来指含有此类意义的器物，如合欢襦、合欢被等。一面是残灯、晓霜相伴的不眠人，一面是值得深情回忆的合欢床。在寒冷孤寂之中，这位不眠人煎熬了一整夜之后，仍然只好从这张合欢床上起来，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还用得着多费笔墨吗？

后两句是补笔，写盼盼的彻夜失眠，也就是《诗经》第一篇《关雎》所说的“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地角天涯”，道路可算得长了，然而比起自己的相思之情，又算得什么呢？一夜之情的长度，已非天涯地角的距离所能比拟，何况是这么地过了十多年而且还要这么地过下去呢？

先写早起，再写失眠；不写梦中会见情人，而写相思之极，根本无法入梦，都将这位“念旧爱”的女子的精神活动描绘得更为突出。用笔深曲，摆脱常情。

白居易和诗第一首的前两句也是写盼盼晓起情景。天冷了，当然要放下帘子御寒，霜花结在帘上，满帘皆霜，足见寒气之重。帘虽可防霜，却不能遮月，月光依旧透过帘隙而洒满了这张合欢床。天寒则“被冷”，夜久则“灯残”。被冷灯残，愁人无奈，于是只好起来收拾卧床了。古人常以“拂枕席”或“侍枕席”这类用语代指侍妾。这里写盼盼“拂卧床”，既暗示了她的身分，也反映了她生活上的变化，因为过去她是为张愔拂床，而今则不过是为自己了。原唱将楼内残灯与楼外晓霜合写，独眠人与合欢床对照。和诗则以满床月与满帘霜合写，被冷与灯残合写，又增添了她拂床的动作，这就与原唱既相衔接又不雷同。

后两句也是写盼盼的失眠，但将这位独眠人与住在“张氏旧第”中的其他人对比着想。在寒冷的有月有霜的秋夜里，别人都按时入睡了。沉沉地睡了一夜，醒来之后，谁会觉得夜长呢？古诗云：“愁多知夜长”，只有因愁苦相思而不能成眠的人，才会深刻地体会到时间多么难以消磨。燕子楼中虽然还有其他人住着，但感到霜月之夜如此之漫长的，只是盼盼一人而已。原唱作为盼盼的自白，感叹天涯地角都不及自己此情之长。和诗则是感叹这凄凉秋夜竟似为她一人而显得特别缓慢，这就是同中见异。

张仲素，原唱第二首，写盼盼抚今追昔，思念张愔，哀怜自己。起句是描绘张愔墓前景色。北邙山是汉、唐时代洛阳著名的坟场，张愔“归葬东洛”，墓地就在那里。北邙松柏，为惨雾愁烟重重封锁，是盼盼想象中的景象。因此次句接写盼盼在燕子楼中沉沉地思念的情形。“思悄然”，也就是她心里的“锁愁烟”。情绪不好，无往而非凄凉黯淡。因此出现在她幻想之中的墓地，也就不可能是为丽日和风所煦拂，而只能是被惨雾愁烟所笼罩了。

古时皇帝对大臣表示宠信，特许剑履上殿，因此剑履为大臣的代词。后二句是写：自从张愔死后，她再也没有心绪歌舞，歌声飘散，舞袖香销，已经转眼十年了。白居易说她“善歌舞，雅多风态”，比之为“风袅牡丹花”，可见盼盼曾引起很多雅士贵人倾慕，完全可以在张愔逝后另附高枝，但她却没有这样，而是始终忠于自己的爱情，无怪当时的张仲素、白居易乃至后代的苏轼等都对她很同情并写诗加以颂扬了。（《永遇乐·彭城夜宿燕子楼梦盼盼因作此词》是苏词中名篇之一。）

白居易的第二首和诗便从盼盼不愿再出现在舞榭歌台这一点生发，着重写她怎样对待歌舞时穿著的首饰衣裳。

年轻貌美的女子哪个不爱打扮呢？然而盼盼几次想妆扮自己，却又作罢：打扮了给谁看呢？想到这里，就只有流泪的份儿了。于是，尽管金花徒然地褪去了光彩，罗衫改变了颜色，也只有随它们去吧。“自从不舞《霓裳曲》”，谁还管得了这些。《霓裳羽衣》是唐玄宗时代著名的舞曲，这里特别点出，也是暗示她的舞技高妙。空箱的“空”字，形容精神上的空虚，如妇女独居的房称空房、空闺，独睡的床称空床、空帷。说“已十年”，张愔死于元和元年（806），据此推算，其诗当作于元和十年。

在这首诗里，没有涉及张愔。但他始终存在于盼盼的形象中。诗人展现的盼盼的精神活动，就是以张愔在她心里所占据的巨大位置为基础的。

原唱第三首，写盼盼感节候之变迁，叹青春之消逝。第一首在秋之夜，这一首则为春之日。

起句是旧时事。鸿雁于秋天自北南飞。徐州在洛阳之东，经过徐州的南飞鸿雁，不可能来自洛阳。但因张愔墓在洛阳，而盼盼则住在徐州，所以诗人缘情构想，写在盼盼的心目中，这些相传能够为人传书的候鸟，一定是从洛阳来的，然而人已长眠，不能传书，也就更加感物思人了。

次句是当下事。玄禽即燕子。社日是古代祭祀土神、祈祷丰收的日子，燕子于春天由南而北。临近社日，它们就来了。燕子雌雄成对地生活，双宿双飞，诗人们惯以用来比喻恩爱夫妻。盼盼是合欢床上的独眠人，看到双宿双飞的燕子，岂能不发出人不如鸟的感叹？

人在感情的折磨中过日子，往往觉得时光过得很慢，所以前诗说“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是长”；而有时又变得麻木，觉得时光流逝很快，所以本诗说：“”这两句只作客观描写，但却从另外两个角度再次展现了盼盼的深情。

后两句从无心玩弄乐器见意，写盼盼哀叹自己青春随爱情生活的消逝而虚度。周邦彦《解连环》云：“燕子楼空，暗尘锁一床弦索”，即从这两句化出，又可以反过来解释这两句。瑟以瑶饰，箫以玉制，可见贵重，而让它们蒙上蛛网灰尘，这不正因为忆鸿雁之无法传书，看燕子之双飞双宿而使自己发生“绮罗弦管，从此永休”（蒋防《霍小玉传》）之叹吗？前两句绘景，后两句写情，似断实连，章法极妙。

和诗的最后一首，着重在“感彭城旧游”，但又不直接表现对旧游之回忆，而是通过张仲素告诉他的情况，以抒所感。

那年春天，张仲素从洛阳回来与白居易相见，提起他曾到张愔墓上去过。使白居易感到惊心动魄的，乃是坟边种的白杨树都已经长得又粗又高，可以作柱子了，那么，又如何能使得盼盼的花容月貌最后不会变成灰土呢？彭城旧游，岂能再得？虽只是感今，而怀旧之意自在其中。

这两组诗，遵循了十分严格的唱和方式。诗的题材主题相同，诗体相同，和诗用韵与唱诗又为同一韵部，连押韵各字的先后次序也相同，既是和韵又是次韵。唱和之作，最主要的是在内容上要彼此相应。张仲素的原唱，是通过写盼盼生活代盼盼抒发她“念旧爱而不嫁”感情的，白居易的继和则抒发了他对于盼盼这种生活和感情的同情以及对于时光易老，今昔盛衰的感叹。一唱一和，处理得非常恰当。总的说来，这两组诗如两军对垒，工力悉敌，表现了两位诗人精湛的艺术技巧，是唱和诗中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