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名世是位史学家，他很得了司马迁《史记》笔法中那种神气逸韵的影响，他的文章结构既严谨，而行文又富于变化，莫窥行止，意蕴深远，即使在书信中也一样。

这篇散文开篇先交代作书目的，是要余生约僧人犁支来核实桂王政权的一些史料，却以自己无缘相见说起。犁支原是永历帝时的宦官，曾与人言及在桂王身边时的一些见闻，作者立即载笔以往，却未得见面，只好请余生记录下这些回忆并寄给自己，以之与多方访求才购得的《滇黔纪闻》一书对照比较，发现有不少出入，于是才写了这封信。文字虽不多，却将有关过程写得层次迭转而又清晰如画。

文章的第二段，阐叙编写南明史的意义。戴名世所处的年代，是清王朝已经大致稳固了它的统治，而同时又依旧严酷镇压汉族人民反清活动的时期，是否承认南明历史，实质上是否承认清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问题。作者认为南明政权的历史意义并不低于蜀汉和崖州的南宋政权。但由于严酷的文字禁锢，除山野遗民中可能会留下一些极简略的记载外，载于文字的史料实在太少，且又散于遗民隐士中极难寻得，何况这有限的载记还未能刊刻成书，乏于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随着坚持抗清的遗民旧臣相继而亡，南明政权的史实也必将很快湮没无闻，“岂不可叹也哉！”

文章第三段接上写搜集南明史料的种种艰难及自己的抱负。他公然称明祚为三百年，感叹“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已有的一些记载明史的书又“缺略不详，毁誉失实”。有感于世无司马迁、班固那样的史学家，于是慨然以修明史为己任。但自己一生又穷困潦倒，根本无力来搜集史料。再者，明亡之前的史书都未修成，就更不用说记载南明历史的史书了。翰林院虽曾广购旧书，但虑及自身安危，不但地方长官汰去涉及明清之际史实的著作，老百姓也不敢交出。这种情况下，要修一部完整的明史，实在是难乎其难了。文章至此，自然地便折回到作书的主旨上来，所以第四部分重申自己志愿与决心，强调自己游历少、闻见寡、交游不广，于修史极为不利，因而希望余生能召犁支来“面议其事”，情辞恳切，委婉动人。又回护照应了前文，包裹得十分严密。

文章层层推进，环环相扣，愈入愈深。而又首尾圆合，显得极有法度。这些特点也影响及于语言表达，如第一段叙两份史料的异同，笫二段叙修明史的意义，第三段叙面临的种种困难，都层次迭转、条理清晰又简洁明了、气韵生动，极富节奏感。更加善用曲笔，如“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如“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等等，都用貌似乎和之语，极深刻地揭露了清王朝文字狱的酷烈。

《垓下歌》是西楚霸王项羽在进行必死战斗的前夕所作的绝命词。《垓下歌》中既洋溢着无与伦比的豪气，又蕴含着满腔深情；既显示出罕见的自信，却又为人的渺小而沉重地叹息。以短短的四句，表现出如此丰富的内容和复杂的感情，真可说是个奇迹。

“力拔山兮气盖世”一句，项羽概括了自己叱吒风云的业绩。项羽是将门之子，少年气盛，力能扛鼎，才气超群。他胸怀大志，面对不可一世的秦始皇，敢于喊出“彼可取而代之”的豪言壮语。项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23岁跟随叔父项梁起兵反秦，率领江东八千子弟投入起义的大潮，成了诸路起义首领中的佼佼者。巨鹿一战，项羽破釜沉舟，与几倍于己的秦军进行浴血奋战，奇迹般地灭了秦军主力，被各路诸侯推举为“上将军”。此后，项所向披靡，直至进军咸阳，自封为西楚霸王。但从这一句诗中也可以看出，项羽夸大了个人的力量，这是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时不利兮稚不逝”，天时不利，连乌骓马也不肯前进了。项羽不是新时代的骄子，而是旧制度的牺牲品。在四年的楚汉战争之中，他虽然与汉军大战七十，小战半百，打了不少胜仗，但仍是匹夫之男，既不善于用人，更不会审时度势，他的失败根本不是什么天意，全是咎由自取。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是项羽面临绝境时的悲叹。项羽被汉军追及，撤至垓下，陷人汉军重围，以致众叛亲离，帐内只剩下他心爱的虞美人。他夜不能寐，与虞姬悄然相对，借酒浇愁。突然，四面传来阵阵楚歜，项羽愕然失色，惊呼“汉皆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项羽知道自己的灭亡已经无可避免，他的事业就要烟消云散，但他没有留恋，没有悔恨，甚至也没有叹息。他所唯一忧虑的，是他所挚爱的、经常陪伴他东征西讨的一位美人虞姬的前途；毫无疑问，在他死后，虞姬的命运将会十分悲惨。于是，尖锐的、难以忍受的痛苦深深地啮着他的心，他无限哀伤地唱出了这首歌的最后一句：“虞兮虞兮奈若何？”这是项羽面临绝境时的悲叹，在这简短的语句里包含着无比深沉的、刻骨铭心的爱。虞姬也很悲伤，眼含热泪，起而舞剑，边舞边歌，唱道：“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和项王歌》）歌罢，自刎身亡，非常悲壮。

相对于永恒的自然界来说，个体的人极其脆弱，即使是英雄豪杰，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里也不过像一朵大的浪花，转瞬即逝，令人感喟；但爱却是长存的，它一直是人类使自己奋发和纯净的有力精神支柱之一，纵或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在爱的面前也不免有匍伏拜倒的一日，令人赞叹。《垓下歌》虽然篇幅短小，但却深刻地表现了人生的这两个方面。

这首词具有很高的价值，词的意境较为重、拙、大。写亡国之哀，用笔不可谓不重。用笔朴素无华，此之谓拙。包举积雪燕山，万里长城，悲壮无比，是为大。词为悼南宋而作，调寄《望江南》，别有一番意味。此词堪称亡宋之挽词。

上片写作者一清早起来看到燕山积满了雪，万里长城像横着的白色丝带似的，灯火将尽，感到自己好像住在白玉装饰的楼中一样。全词从“春睡起”写到“六街灯火”，作者整天所见都是“积雪”、“玉带”、“玉楼”，写得寒意袭人，冷落凄清，“玉带”一词表面上形容积雪覆盖下的万里长城，实际上含有痛悼沦亡了的祖国山河的意思，正映衬出作为一个南宋宫人内心的凄凉情景，曲折地表达出对江南故国的眷恋。

下片写在雪景中相送。面对满天积雪，作者发出空空的懊恼之叹，她哀叹此时此刻仅有汪水云一人回到南方。汪水云骑在马上和来送行的人告别，那驾驭马匹的缰绳虽然错落有致，马鞍和笼头都系着五色斑斓的锦带，但当众人唱起令人断肠的《阳关》曲时，立刻使全场气氛陷入悲怆凄厉之中，使人想见女主人公伫立在满天积雪之中，流着辛酸的泪水目送汪水云远去的情景。全词有情有景，情景交融，情感是悲凉的，景物是凄清的；全词又有声有色，声色交织，歌声是令人断肠的，色彩则叫人感到寒气逼人。总之，整首词的意境是苍凉凄冷的。

这篇征行赋作于汉安帝永初七年（公元113年），斯年班昭随儿子曹成（字子谷）去陈留赴任。本赋主要是抒写沿途的所见所感，注重四个方面：

一是写离开京城的悲伤之情；当“去故就新”时，想到身寄异地，悲伤不已，彻夜难眠。随着行程的推进，离京城越来越远，而“怀土”念故之情越发沉重，由此表达了身不由已的悲情。

二是写长途跋涉的劳苦之情。班昭历经七邑，风餐露宿，跋山涉水之劳，在所难免。赋文直言其事，既有巩县多艰，又有河洛险阻，更有桑间露宿。由此不能不追怀上古安居乐业的时代生活。

三是写缅怀先贤之情。过匡地而同情孔子受困的厄运，过卫地赞美子路的勇义精神，过蘧乡时追怀伯玉的美德不朽。这些怀古之情，既是表明自己的情感志趣的高尚，也是借古人“衰徴遭患”的命运来宽慰自我，聊以解忧。

四是写体察民难之情。这方面的文字虽然只有四句，而从蒲城丘墟、荆棘丛生的荒凉景象的描写，表明了东汉末年的时乱所带来的灾难。作者有意识的“察农野之居民”，可见班昭对灾难深重的农民是寄予同情的。

时隔十六年后，蔡邕由陈留赴京，正好与班昭的行程逆向而动，但同样呼出“民露处而寝湿”的共同心声，这不能否认此赋所产生的影响。

赋末“乱辞”直抒其情，强化了赋文的抒情主题，将个人富贵难求、俟时难得的命运，与东汉末年愚智不分、吉凶莫测的社会命运相联系在一起，其深刻性就在于，在交待自身遭受厄运的同时，透露了对社会的批判之情。

本赋的语言简明畅达，一气呵成，读来感人至深。

此外，其乱辞称：“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这表明班昭的《东征赋》是效法其父班彪的《北征赋》而作。赋中记叙自洛阳至陈留的经历，对于孔子、子路、蘧伯玉等先哲前贤多有称颂，都是触景生情，发为感慨。和班彪的《北征赋》相比，《东征赋》的感情描写更为细腻，作者把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曲折而真实地反映出来，强自开解而又无可奈何，低徊往复，而又有古淡的文风。

这首诗一说为魏文帝曹丕甄皇后所作。建安年，袁绍为次子袁熙取甄氏为妻。后来曹操与袁绍宣战，袁熙被外调出去守幽州，甄氏独自留在冀州。袁绍兵败，曹军将冀州踏平，曹丕趁乱取她为妻，很是宠爱，之后她为曹丕生下魏明帝及东乡公主。延康元年正月，文帝称帝，封她为文昭皇后。汉亡之后不久，因曹丕得了新宠郭后、阴贵人，甄后从此失意，有怨言。文帝曹丕得知大怒，二年六月，派遣内侍赐死她，她临终为诗曰：“蒲生我池中，绿叶何离离。岂无蒹葭艾，与君生别离。莫以贤豪故，弃捐素所爱。莫以鱼肉贱，弃捐葱与薤。莫以麻枲贱，弃捐菅与蒯。”

开头五句写词人在边防岗楼上远眺中原大地，被荒凉而残破的景象所震撼。“腰刀首帕”采用示现的修辞法，刻画出从军的装束，其中“首帕”源自头裹黄巾起义的黄巾军的装束。“狐居兔穴”，是描写战后残破荒凉景象的典型写法，与《古诗十九首》中的“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及杜甫《无家别》中“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的描写相近，而且还含有鹊巢鸠占、中原沦陷之意。而后六句连用数典，抒豪情，表决心，委婉而深刻。

“世变沧海成田，标群生几番惊扰。干戈烂漫，无时休息，凭谁驱扫？”这五句表达了词人对饱受战争之苦的人民的无限同情，并意识到了肩上的责任。一句“凭谁驱扫”的发问，使无数爱国志士意识到了艰巨而神圣的使命感，催人奋进。

“眼底山河，胸中事业，一声长啸。”三句激情澎湃迸发，让人不禁联想起那大呼“还我河山”的岳飞所高唱的“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满江红》）

“太平时，相将近也，稳稳百年燕赵。”“燕赵”自古便为汉族统治地区，此以“燕赵”代北方，意含驱除外族之意。结拍二句虽然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有点不切合实际，但它确实抒发了词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很能鼓舞人心。

此曲写苏昆生重访秦淮。秦淮河横贯南京市，河两岸为景胜、繁华之地，但现在苏昆生见到的是一片残败。“破纸迎风，坏槛当潮”两句，以声音衬寂寥。窗户上，破纸迎风瑟瑟作响，朽门外，潮水拍打空城阵阵传来，这风声，潮声反衬了人声寂寂，一片萧条冷落。接着，作者将人物和节日情况作今昔对比，突出今日秦淮河无人无乐无节日佳庆的空寂。过去，这里游人如织，佳丽云集，舞榭歌台，笙箫彻夜。河中，彩楫画肪闹端阳，岸上，酒旗耸立庆重九。作者用富有特征性的“粉黛”、“笙箫”、“灯船”、“酒旗”，写尽了昔日秦淮河畔繁华竟逐的景象。而现在，歌女逃散，丝竹不闻，秦淮河无有当年的遗风余韵了。即使适逢节日，也是“端阳不闹”，“重九无聊”。“端阳”、“重九”代麦了南方的重大节日，“不闹”、“无聊”突出了一片冷落凄清。“不闹”从环境气氛说，虽是佳节，却无热烈欢悦的氛围。“无聊”从情绪说，写出人们没有兴致，无心无绪的委顿精神状态。节日尚且如此，平日就更可想而知了。作者把人民的亡国哀痛心理，挖掘得多么深，表达得多么活啊！秦淮河舞歇歌罢，亦大有与南明王朝笙歌旖旎、舞榭歌台相对照的意味，在对比中，加深人们的兴亡感触。今昔对比后，“白鸟飘飘”四句的自然景象描写，进一步开拓意境。小鸟在白云端自由飞翔，秦淮河绿水滔滔，河岸红叶似火，黄花初绽，蝴蝶飞逐。好一派万物争自由的勃然生机。这繁茂、永恒的自然界与萧条没落的秦淮社会形成了强烈对照，在艺术的对照中，深化了主题的表达。

“长江浩浩西来，水面云山，山上楼台”。作者下笔并没有直接写金山寺，而是先描写金山寺气势不凡的背景。长江自夔门向东，穿过三峡天险，经湖北，过江西，流安徽，入江苏，两岸虽然不乏高山丘陵，但地势基本上是比较平坦的，没有什么障碍，江水如脱缰的野马，浩浩荡荡，一泻千里。但到了镇江附近，却突然出现“水面云山”的景象，巍峨的金山在江中突兀而起。山立江中，这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种奇迹，即使作静态描写，也可谓大观。元曲《黑漆弩·游金山寺》中就有“苍波万顷孤岑矗，是一片水面上天竺”的句子。作者在这里用“浩浩西来”的长江作背景，以动衬静，就使金山的景象显得更加壮观，给人一种天外飞来之感。而金山寺雄踞在从江中拔地而起、耸人云天的高山上。“山水相连，楼台相对，天与安排”，在把金山寺安置在浩渺辽阔的背景上之后，接着具体描绘金山寺的景况。但作者仍然没有孤立地就山写山，就寺写寺，而是依旧紧紧抓住山立江中的特征来写。金山寺倒映江中，山与水连在一起，楼台上下相互映照。山在水中，水在山上，宛若一派仙境。这壮丽奇妙的景象，真是鬼斧神工，人间罕见，所以作者说是“天与安排”。面对如此奇观，作者豪兴大发，饮酒作诗，即景抒怀。

“诗句成风烟动色，酒杯倾天地忘怀”。这两句，作者用狂态来表现自己沉醉在如此胜境中的豪情。他举杯痛饮，乘兴赋诗，一篇吟就，连风云烟霞好像也为之变色。他仿佛离开了人间，置身于人迹罕至的仙境，因而不禁手舞足蹈，将杯中酒倾洒于地。当他从酣饮中睁开朦胧的醉眼时，只见眼前的金山若隐若现，一半儿被云雾笼罩，一半儿陷于烟霾之中，亭台楼阁，仿佛都在烟云中冉冉浮动，那景象，酷似海上虚无缥缈的蓬莱仙山。这最后几笔，给整个画面染上了一层朦胧的色彩，把读者引入无限的遐想之中。

全篇写景，扣紧了“过金山寺”的一个“过”字。作者不是登临金山，只是乘船经过，因此能够远眺，能够纵览，能够从浩浩长江的广阔背景上，从山与水、山与云、山水与楼台的种种关系上写出金山景色的诗情画意，在给人以美的享受的同时，又能给人以情的感染。

词的上片指出襄樊战事的形势。度宗咸淳四年（1268）九月，元兵筑白河城，始围襄樊。九年（1273）正月，樊城破，二月，襄阳守将出降。“襄樊四载弄千戈”，襄樊战事迄今已经四年，时城虽被围困，但仍未破。守城军民屡次向朝廷求援，但窃居相位的贾似道却置之不理。唐代诗人王维唱过“襄阳好风口”（《江汉临泛》），李白也曾歌唱道：“江城回渌水，花月使人迷。”（《襄阳曲四首》其一）可是，如今在元兵的重围下，“不见渔歌，不见樵歌”，和平安乐的生活被破坏，再也听不到动听悦耳的渔歌、樵歌，更不用说诗人们的吟唱了。“襄阳之围，食子爨骸”（《随隐漫录》），到处是一片悲哀的呻吟。四年的战事并不算久，但为了守城而耗费的钱粮不知多少。“金也消磨，谷也消磨”，除了这层意思外，还隐含着贾似道和元人密约，向他们输绢纳币的一层意思。向元人输金谷称臣求和，既不能挽救裹樊的命运，也挽救不了南宋朝廷的命运。

下片，词人笔锋一转，尖锐地指出襄樊战事危如累卵，可能遭致失陷的根溉，是因为奸臣贾似道之流“权奸方怙权妒贤，沉溺酒色”（《随隐浸录》）。“柘枝不用舞婆娑”，据《乐苑》记载：“柘枝舞曲，用二女童，帽施金铃，扑转有声。其来也，于二莲花中藏，花坼而后见，对舞相占。实舞中雅妙者也。”柘枝舞婆娑，金铃莲花，童女对舞，本来美妙无比，然而词人却重重地下了“不用”二字，对于置前方战事不顾，成天沉溺于酒色的贾似道等人来说，曼舞轻歌正是他们的丑处、恶处。‘“丑也能多，恶也能多”，这真是一种够丑够恶的行为了。“朱门日日买朱娥，军事如何？民事如何”，进一步揭露这伙人的丑恶灵魂。“时襄阳围已急，似道日坐葛岭，起楼阁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其中”（《宋史·奸臣传》）。贾似道之流劫买美女，把她们送入朱门深院，高筑楼阁，广置亭榭，歌舞婆娑，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襄樊被困，军事、民事如何！这是一种强烈感愤的语气，贾似道坐视不救，襄樊危在且夕，军民命运可知。后方权臣的荒淫无耻，与前方战事的危急，形成异常鲜明的对比，从而强烈地表达了词人对战事国事的焦虑，以及对当道者的罪恶所进行的尖锐的抨击。

全词文字直质。词人丝亳也不掩饰他的激愤之情，还很巧妙地运用《一剪梅》词上、下片二三、五六句同声同韵的特点，重叠地运用了“不见”、“也消磨”、“也能多”、“如何”四个词组来加重语气和感情的深度，也使整首词更富有讽刺的意味。

这是北宋初年广为流传的一首词，笔致工巧，深婉动人，尽极抒写一位温柔多情、敏感娴静女子之念思之情，陈廷焯评赞该词：“如怨如慕，极深款之致。”据阮阅《诗话总龟》等书记载：“南唐卢绛病痁（shān，疟疾），梦白衣美妇歌曰：‘玉京人去秋萧索’云云。”给这首词蒙上一层迷离恍惚的神秘色彩，世称为“鬼词”，可见人们对其喜爱之极。上阙首句“玉京人去秋萧索”，点明亲人远去京师，春去秋至而音信全无。“画檐鹊起梧桐落”，鹊起不顾，进一步暗示亲人一去杳然；庭院阒寂，怅然失望，梧桐叶坠之声亦清晰可闻，怀想之深，立见。“欹枕悄无言”，夜不安寐，欹枕无言，用动作表现心理，形象而又委曲。“月和清梦圆”，梦里依稀与亲人团聚。词人把梦中团聚与中天月圆巧妙地交织一起，“圆”语双关，圆而不圆，梦境与现实、月色与人事两相反衬，思念之情愈婉愈深。“背灯惟暗泣，甚处砧声急”，前后倒装。“甚处砧声急”，深夜里不知什么地方响起阵阵捣衣声，把人从朦胧的睡梦中惊醒。“甚处”表明砧声从很远处传来，时断时续，并不太响，也符合乍醒恍惚情态。这种响声亦把人惊醒，说明睡得不安稳，夜之冷清更甚，“急”未必实写砧声矣。“背灯惟暗泣”，梦断神伤状。眼前冷寂，梦中欢聚，两相衬照，益发伤神怅惘，岂不柔肠寸断、哀泣不止呀！一“暗”字，心中哭泣，为伤感之最。“眉黛远山攒”，接“背灯暗泣”，给伤心之极攒蹙秀眉一特写，更将满膺思念、一腔哀怨，无法释怀而凝结于眉间黛远。末句“芭蕉生暮寒”宕开，以景收束。“芭蕉生寒”凄冷之切，寒气直沁人心里，又不说破，辞婉情切，令人哀怨无端，为以景结情之妙笔。此词上下两阙各用两仄韵、两平韵，平仄传递，情调亦由紧促转为低沉，与词意的转进相谐和。结构上一句景，一句情，间或情景双写。在情与景的相映、相生、相融中，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婉曲而深切地袒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