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据唐人薛用弱《集异记》记载：开元（唐玄宗年号，公元713—741年）间，王之涣与高适、王昌龄到旗亭饮酒，遇梨园伶人唱曲宴乐，三人便私下约定以伶人演唱各人所作诗篇的情形定诗名高下。王昌龄的诗被唱了两首，高适也有一首诗被唱到，王之涣接连落空。轮到诸伶中最美的一位女子演唱了，她所唱则为“黄河远上白云间”。王之涣甚为得意。这就是著名的“旗亭画壁”故事。此事未必实有。但表明王之涣这首诗在当时已成为广为传唱的名篇。

诗的前两句描绘了西北边地广漠壮阔的风光。首句抓住自下（游）向上（游）、由近及远眺望黄河的特殊感受，描绘出“黄河远上白云间”的动人画面：汹涌澎湃波浪滔滔的黄河竟象一条丝带迤逦飞上云端。写得真是神思飞跃，气象开阔。诗人的另一名句“黄河入海流”，其观察角度与此正好相反，是自上而下的目送；而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虽也写观望上游，但视线运动却又由远及近，与此句不同。“黄河入海流”和“黄河之水天上来”，同是着意渲染黄河一泻千里的气派，表现的是动态美。而“黄河远上白云间”，方向与河的流向相反，意在突出其源远流长的闲远仪态，表现的是一种静态美。同时展示了边地广漠壮阔的风光，不愧为千古奇句。

次句“一片孤城万仞山”出现了塞上孤城，这是此诗主要意象之一，属于“画卷”的主体部分。“黄河远上白云间”是它远大的背景，“万仞山”是它靠近的背景。在远川高山的反衬下，益见此城地势险要、处境孤危。“一片”是唐诗习用语词，往往与“孤”连文（如“孤帆一片”、“一片孤云”等等），这里相当于“一座”，而在词采上多一层“单薄”的意思。这样一座漠北孤城，当然不是居民点，而是戌边的堡垒，同时暗示读者诗中有征夫在。“孤城”作为古典诗歌语汇，具有特定涵义。它往往与离人愁绪联结在一起，如“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杜甫《秋兴》）、“遥知汉使萧关外，愁见孤城落日边”（王维《送韦评事》）等等。第二句“孤城”意象先行引入，为下两句进一步刻划征夫的心理作好了准备。

诗起于写山川的雄阔苍凉，承以戌守者处境的孤危。第三句忽而一转，引入羌笛之声。羌笛所奏乃《折杨柳》曲调，这就不能不勾起征夫的离愁了。此句系化用乐府《横吹曲辞​·折杨柳歌辞》“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蹀座吹长笛，愁杀行客儿”的诗意。折柳赠别的风习在唐时最盛。“杨柳”与离别有更直接的关系。所以，人们不但见了杨柳会引起别愁，连听到《折杨柳》的笛曲也会触动离恨。而“羌笛”句不说“闻折柳”却说“怨杨柳”，造语尤妙。这就避免直接用曲调名，化板为活，且能引发更多的联想，深化诗意。玉门关外，春风不度，杨柳不青，离人想要折一枝杨柳寄情也不能，这就比折柳送别更为难堪。征人怀着这种心情听曲，似乎笛声也在“怨杨柳”，流露的怨情是强烈的，而以“何须怨”的宽解语委婉出之，深沉含蓄，耐人寻味。这第三句以问语转出了如此浓郁的诗意，末句“春风不度玉门关”也就水到渠成。用“玉门关”一语入诗也与征人离思有关。《后汉书·班超传》云：“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所以末句正写边地苦寒，含蓄着无限的乡思离情。如果把这首《凉州词》与中唐以后的某些边塞诗（如张乔《河湟旧卒》）加以比较，就会发现，此诗虽极写戌边者不得还乡的怨情，但写得悲壮苍凉，没有衰飒颓唐的情调，表现出盛唐诗人广阔的心胸。即使写悲切的怨情，也是悲中有壮，悲凉而慷慨。“何须怨”三字不仅见其艺术手法的委婉蕴藉，也可看到当时边防将士在乡愁难禁时，也意识到卫国戌边责任的重大，方能如此自我宽解。也许正因为《凉州词》情调悲而不失其壮，所以能成为“唐音”的典型代表。

其二

这首诗反映了唐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诗中牵涉到唐​玄宗​对待突厥问题的一些历史事件。开元（唐玄宗年号，713—741）年间，突厥首领小杀曾乞与玄宗为子，玄宗许之。又欲娶公主，玄宗只厚赐而不许和亲。后小杀问唐使袁振，袁振说：“可汗既与皇帝为子，父子岂合为婚姻？”后小杀遣其大臣颉利发入朝贡献，颉利发与玄宗射猎，时有兔起于御马前，玄宗引弓傍射，一发获之。颉利发下马捧兔蹈舞曰：“圣人神武超绝，人间无也。”后来玄宗为其设宴，厚赐而遣之，最终不许和亲。诗中的后两句通过突厥首领心理活动的微妙变化赞颂了唐玄宗的文治武功，说明其威势足以震慑周边少数民族，对于他们的无理要求坚决按原则办事，决不肯对之妥协以求苟安。

这首诗，从侧面赞颂了唐朝在处理少数民族关系上的有理有节，借突厥首领求和亲的失望而回反映了唐朝的强大，充满了民族自豪感。

这首写于宴席上的七绝所展示的，正是一幅色调清丽明快的水彩画：长堤逶迤，水色碧明，东风鼓帆，桃花逐波。然而，它的主题却是“离愁”。

春天万象复苏，生机盎然，可是诗人看到的却是碧澄的河水“悠悠”地流去了。诗人从首句起就试着撩拨读者联想的心弦，一个“绿”字点明“春水”特色，也暗示了诗人一片惜别深情。次句“畎入漳河一道流”诗人扩大视野，寓情于景，以景抒情，仍以春景唤起人们联想。那夹着田亩的涓涓渠水宛如一条细长的飘带，缓缓汇入漳河，一起向远方流去，一望无际的碧野显得非常柔和协调。然而眼前美景却激起诗人的无限忧思，春水犹能跟漳河“一道流”，而诗人却不能与友人同往，感到十分遗憾，想到好景不长，盛筵难再，一缕缕愁思油然而起。由于移情的作用，读者不由自主地和诗人的心绪贴近了。

三、四句，诗人一下子从视觉转到听觉和想象上。尽管添愁助恨的棹声紧紧催促，还是不要去理睬它吧。要不然越来越多的离愁别恨一齐载到船上，船儿就会渐渐过“重”，就怕这桃花溪太浅，载不动这满船的离愁。诗人以“莫听”这样劝慰的口吻，将许多难以言传的情感蕴含于内，情致委婉动人。诗中以“溪浅”反衬离愁之深，以桃花随溪水漂流的景色寄寓诗人的伤感。至此，通篇没有一个“愁”字，读者却已通过诗中描绘的画面，充分领略诗人的满腹愁绪了。

从艺术手法上看，这首诗使用了多种表现手法。一为反衬。诗中以“溪浅”反衬离愁之深。诗人想象越来越多的离愁别恨一齐载到船上，船儿就会渐渐过“重”，就怕桃花溪太浅，载不动这满船的离愁。二为想象。诗人写所想，化虚为实，借溪浅不胜舟形象地表达了离愁之重。三为借景抒情。以桃花随溪水漂流的景色寄寓诗人的伤感。

这首匠心独运的小诗含蓄蕴藉。诗人从“看到的”、“听到的”，最终写到“想到的”，不直接由字面诉说离愁，令人读之却自然知其言愁，意境深邃，启迪人思，耐人玩味。

诗的前两句写景，不仅点明了送别的时间和地点，还渲染出浓厚的离别情绪。“东门”点名了送别的地点在长安青门，“青青”表明杨柳的颜色已经很绿，表明时间是在深春。“杨柳”是送别的代名词，于是一见杨柳，就让人想到离别。绿色的杨柳树夹杂在御河两岸，看似恬静的环境反衬出诗人与友人离别的不舍。且首句是远望所见，第二句是近观所见。在远与近的距离感中，诗人送友的踽踽长街的身影得以体现，衬托出舍不得惜别却又不得不分别的心情。

诗的后两句抒情，通过侧面描写别人送别而攀折杨柳，反映送别的人多。一个“苦”字，既是攀折杨柳而不便之苦，也是离别的愁苦。至于诗人自己折了杨柳没有却只字未提，更衬托出了诗人的送别的深情。后两句看似平淡，仔细咀嚼，意味深长，诗人折或者不折杨柳，内心的悲楚恐怕都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首送别小诗，清淡如水，短小精悍，款款流露出依依惜别的深情。纵观全诗，字字未提送别却字字点题，其中的描写言简意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王之涣这首诗写戍边士兵的怀乡情。写得苍凉慷慨，悲而不失其壮，虽极力渲染戍卒不得还乡的怨情，但丝毫没有半点颓丧消沉的情调，充分表现出盛唐诗人的豁达广阔胸怀。

首句“黄河远上白云间”抓住远眺的特点，描绘出一幅动人的图画：辽阔的高原上，黄河奔腾而去，远远向西望去，好像流入白云中一般。次句“一片孤城万仞山”，写塞上的孤城。在高山大河的环抱下，一座地处边塞的孤城巍然屹立。这两句，描写了祖国山川的雄伟气势，勾勒出这个国防重镇的地理形势，突出了戍边士卒的荒凉境遇，为后两句刻画戍守者的心理提供了一个典型环境。

在这种环境中忽然听到了羌笛声，所吹的曲调恰好是《折杨柳》，这就不能不勾起戍卒的离愁。古人有临别折柳相赠的风俗。“柳”与“留”谐音，赠柳表示留念。北朝乐府《鼓角横吹曲》有《折杨柳枝》，歌词曰：“上马不捉鞭，反拗杨柳枝。下马吹横笛，愁杀行客儿。”歌中提到了行人临去时折柳。这种折柳赠别之风在唐代极为流行。于是，杨柳和离别就有了密切的联系。现在当戍边士卒听到羌笛吹奏着悲凉的《折杨柳》曲调时，就难免会触动离愁别恨。于是，诗人用豁达的语调排解道：羌笛何须老是吹奏那哀怨的《折杨柳》曲调呢？要知道，玉门关外本来就是春风吹不到的地方，哪有杨柳可折！说“何须怨”，并不是没有怨，也不是劝戍卒不要怨，而是说怨也没用。用了“何须怨”三字，使诗意更加含蓄，更有深意。

三、四两行，明代的杨慎认为其含有讽刺之意，其所著《升庵诗话》中言：“此诗言恩泽不及于边塞，所谓君门远于万里也。”作者写那里没有春风，是借自然暗喻安居于繁华帝都的最高统治者不体恤民情，置远出玉门关戍守边境的士兵于不顾。中国古代诗歌向来有“兴寄”的传统，更何况“诗无达诂”，我们认为读者未尝不可这样理解，但不能就此而肯定作者确有此意。具体这两句的解释：既然春风吹不到玉门关外，关外的杨柳自然不会吐叶，光“怨”它又有何用？

这首诗写诗人在登高望远中表现出来的不凡的胸襟抱负，反映了盛唐时期人们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其中，前两句写所见。“白日依山尽”写远景，写山，写的是登楼望见的景色，“黄河入海流”写近景，写水写得景象壮观，气势磅礴。这里，诗人运用极其朴素、极其浅显的语言，既高度形象又高度概括地把进入广大视野的万里河山，收入短短十个字中；而后人在千载之下读到这十个字时，也如临其地，如见其景，感到胸襟为之一开。首句写遥望一轮落日向着楼前一望无际、连绵起伏的群山西沉，在视野的尽头冉冉而没。这是天空景、远方景、西望景。

次句写目送流经楼前下方的黄河奔腾咆哮、滚滚南来，又在远处折而东向，流归大海。这是由地面望到天边，由近望到远，由西望到东。这两句诗合起来，就把上下、远近、东西的景物，全都容纳进诗笔之下，使画面显得特别宽广，特别辽远。就次句诗而言，诗人身在鹳雀楼上，不可能望见黄河入海，句中写的是诗人目送黄河远去天边而产生的意中景，是把当前景与意中景溶合为一的写法。这样写，更增加了画面的广度和深度。而称太阳为“白日”，这是写实的笔调。落日衔山，云遮雾障，那本已减弱的太阳的光辉，此时显得更加暗淡，所以诗人直接观察到“白日”的奇景。至于“黄河”。当然也是写实。它宛若一条金色的飘带，飞舞于层峦叠嶂之间。

诗人眼前所呈现的，是一幅溢光流彩、金碧交辉的壮丽图画。这幅图画还处于瞬息多变的动态之中。白日依山而尽，这仅仅是一个极短暂的过程；黄河向海而流，却是一种永恒的运动。如果说．这种景色很美，那么，它便是一种动态的美，充满了无限生机的活泼的美。这不是所谓“定格”，不是被珍藏的化石或标本。读者深深地为诗人的大手笔所折服。后两句写所想。“欲穷千里目”，写诗人一种无止境探求的愿望，还想看得更远，看到目力所能达到的地方，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站得更高些，“更上一层楼”。“千里”“一层”，都是虚数，是诗人想象中纵横两方面的空间。“欲穷”“更上”词语中包含了多少希望，多少憧憬。这两句诗，是千古传诵的名句，既别翻新意，出人意表，又与前两句诗承接得十分自然、十分紧密；同时，在收尾处用一“楼”字，也起了点题作用，说明这是一首登楼诗。从这后半首诗，可推知前半首写的可能是在第二层楼所见，而诗人还想进一步穷目力所及看尽远方景物，更登上了楼的顶层。诗句看来只是平铺直叙地写出了这一登楼的过程，而含意深远，耐人探索。这里有诗人的向上进取的精神、高瞻远瞩的胸襟，也道出了要站得高才看得远的哲理。就全诗的写作特点而言，这首诗是日僧空海在《文镜秘府论》中所说的“景入理势”。有人说，诗忌说理。

这应当只是说，诗歌不要生硬地、枯燥地、抽象地说理，而不是在诗歌中不能揭示和宣扬哲理。象这首诗，把道理与景物、情事溶化得天衣无缝，使读者并不觉得它在说理，而理自在其中。这是根据诗歌特点、运用形象思维来显示生活哲理的典范。这首诗在写法上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一首全篇用对仗的绝句。前两句“白日”和“黄河”两个名词相对，“白”与“黄”两个色彩相对，“依”与“入”两个动词相对。后两句也如此，构成了形式上的完美。

沈德在《唐诗别》中选录这首诗时曾指出：“四语皆对，读来不嫌其排，骨高故也。”绝句总共只有两联，而两联都用对仗，如果不是气势充沛，一意贯连，很容易雕琢呆板或支离破碎。这首诗，前一联用的是正名对，所谓“正正相对”，语句极为工整，又厚重有力，就更显示出所写景象的雄大；后一联用的是，虽然两句相对，但是没有对仗的痕迹。所以说诗人运用对仗的技巧也是十分成熟的。

此词以景衬人，景与人融为一体。构思新巧，极富生活情趣。花影斑斑，清水粼粼，映衬着女子娟秀的体貌。花片人面在水中融合、荡开，色彩缤纷，妖冶多姿。女子颔首整衣，显出了领间襟里所绣的新式花朵。全词清新婉丽，曲折有致。

此词写南塘泛舟时的情景。池塘水满，风暖鱼跃，泛舟的少妇在停棹戏水之际，无意间透过清澈明净的池水，看到了一朵飘落水底的红花。作者撷取这一小景入词，极具情趣。“鲤鱼风”本指九月之风，用于仲夏，亦见通脱新鲜。

这首曲写的是暮春的怨艾，以景述情。风雨落花，残蜂剩蝶，鹃声绿杨，都是古代诗词伤春的习见景象。该曲兼收并蓄，却使人既不觉陈腐，又不嫌堆砌，这主要是因为作品风神清婉动人的缘故。作者先撷取了“夜来”与“晓来”的两个镜头。一夜之中，风雨大作，一个“横”字，一个“狂”字，令人想起“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冯延巳《鹃踏枝》）的名句。风雨肆虐的结果，是西园花落满地，且此“满地香”也遭到“断送”，狼藉残败之情况可想而知。作者并不详述园中花卉遭劫的具体景象，而转向了“晓来”，风雨止息，蜂蝶来到旧地，却再不见昨日的繁华，“空游荡”，生动地表现出它们茫然不知所措的情态。蜂蝶无知，“游荡”也漫无目的，但入园寻春的作者却是有意识地寻觅那“红锦妆”的芳菲旧影，结果当然是大失所望，且意识到春天已到尽头，只能怅然嗟叹春神的迅速离去了。“问东君归计何忙”，有怅恨，有感叹，有流连，有无奈，这同李煜《乌夜啼》的“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一样，是一声撕心裂肺的呐喊。这还不算，“东君”还留下了两件惹恨牵愁的礼物，一是“鹃声”，其鸣声同“不如归去”相近，一是“垂杨”，自古便是送别的象征。鹃声不遗余力，垂杨迎风自舞，可以想见，作者既有身处异乡不得遄归的苦衷，又有送客登程情肠百结的经历，这就将伤春之意写满写足了。

诗人在铺排暮春景物时，无不附以富于强烈主观感情色彩的词语，如“断送”、“空游荡”、“苦难寻”、“尽叫得”、“漫劳动”等，使景物成为人物心理的外化。对于种种伤愁的意象，点到即止，反映出一种惨不忍睹、不堪回首的凄情。末三句将阑珊的春事暗度入愁离伤别的人事，尤为细腻，悱恻动人，堪称是散曲婉约风格的上乘之作。

《湘妃怨》即《水仙子》。作者采用曲牌的这一别名，恐怕也同全曲“怨”的伤感主旨有关。这一曲牌的第三、四两句，可连可分。此处第四句“苦难寻红锦妆”不从上而从下，主语不定为蜂蝶而定于作者。这样断意的根据，正是基于全曲婉转流怨的情调。

阿鲁威是蒙古族散曲家，以写小令见长。这是一首咏史怀古之作。诗人以大开大合之笔，再现了三国人物的历史风采，歌颂了他们的英雄业绩，含蓄地表达了自己追慕古贤、大展经纶之宏愿。感情基调雄健、高昂，大有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辛弃疾《南乡子·何处望神州》的遗风。

大概是受到曹操“煮酒论英雄”的启发，元人常喜对历史上的千古英雄人物作一番指点评论。“”作品起笔劈头一问，大有俯仰今昔、睥睨千古之气概。以问句领首，往往能吸引读者的注意，并为全文的铺开拓出地步。

作者首肯的“英雄人物”有三名：曹操、孙权、诸葛亮。

对曹操的概括是“有酾酒”二句，如注释中所言是借用苏东坡的成说，连“曹公”也是赋中所用的称呼。应当说，东坡对曹操“固一世之雄也”的评语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其中正包含着折服于历史时空的文人心态。曹操作为“奸雄”、“独夫”已成定评，但对于东坡这样的文人来说，一个人能在天地间独立俯仰，且能创造或影响一段历史，就在空间和时间上取得了“雄”的资格。这同今日的“自我实现”颇为相似。显而易见，曲作者持取的也是这种观念。然而也恰因如此，这一笔已为全曲带上了雄豪的气氛。

再看孙权。作者用“紫盖黄旗”作为代指，这就颇像英文里出现“HisMajesty”那样，表现出一种尊崇的意味。但孙权毕竟未在三国中称霸，其子孙终究有“金陵王气黯然收”的一天，所以作者对他有所保留。“多应借得，赤壁东风”，还算是颂扬了他在赤壁之战的胜利，只是在“多应”二字中说他赢得比较侥幸。杜牧《赤壁》诗：“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将二乔的保全归功于赤壁东风的帮助，曲作者无疑是受了杜诗的影响。

三位“英雄”中曹操、孙权都是君主，诸葛亮是唯一的例外。但从“更惊起”的“更”字上我们可以发现，诗人是将他作为三雄之最来讴歌的。南阳卧龙的身手不凡，在群雄争鼎的纷乱局面中“惊起”，且一惊起“便成名八阵图中”。这一句源于杜甫《八阵图》“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的诗联，指代的正是“功盖三分国”的内容，故诗人于末三句即补明了“鼎足三分”的既成事实。一个“更”字，一个“便”字，将诸葛亮的应时而出、一鸣惊人，以及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雍容豪迈、游刃有余，都形象地表现了出来。古代作文有所谓“尊题”之法，即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物事迹同时表现，而于结论上有所抑扬。本曲虽未明指，却在事实上实现了尊题的效果。全作气势雄豪，开阖如意，尤以颂尊诸葛亮为天下布衣草泽之士扬眉吐气。这就如同司马迁在《史记》中将项羽、陈胜与历代帝王并肩一样，体现了作者在历史观上的胆识。

阿鲁威是蒙古族散曲家，以写小令见长。这是一首咏史怀古之作。诗人以大开大合之笔，再现了三国人物的历史风采，歌颂了他们的英雄业绩，含蓄地表达了自己追慕古贤、大展经纶之宏愿。感情基调雄健、高昂，大有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辛弃疾《南乡子·何处望神州》的遗风。

大概是受到曹操“煮酒论英雄”的启发，元人常喜对历史上的千古英雄人物作一番指点评论。“问人间谁是英雄？”作品起笔劈头一问，大有俯仰今昔、睥睨千古之气概。以问句领首，往往能吸引读者的注意，并为全文的铺开拓出地步。

作者首肯的“英雄人物”有三名：曹操、孙权、诸葛亮。

对曹操的概括是“有酾酒”二句，如注释中所言是借用苏东坡的成说，连“曹公”也是赋中所用的称呼。应当说，东坡对曹操“固一世之雄也”的评语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其中正包含着折服于历史时空的文人心态。曹操作为“奸雄”、“独夫”已成定评，但对于东坡这样的文人来说，一个人能在天地间独立俯仰，且能创造或影响一段历史，就在空间和时间上取得了“雄”的资格。这同今日的“自我实现”颇为相似。显而易见，曲作者持取的也是这种观念。然而也恰因如此，这一笔已为全曲带上了雄豪的气氛。

再看孙权。作者用“紫盖黄旗”作为代指，这就颇像英文里出现“HisMajesty”那样，表现出一种尊崇的意味。但孙权毕竟未在三国中称霸，其子孙终究有“金陵王气黯然收”的一天，所以作者对他有所保留。“多应借得，赤壁东风”，还算是颂扬了他在赤壁之战的胜利，只是在“多应”二字中说他赢得比较侥幸。杜牧《赤壁》诗：“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将二乔的保全归功于赤壁东风的帮助，曲作者无疑是受了杜诗的影响。

三位“英雄”中曹操、孙权都是君主，诸葛亮是唯一的例外。但从“更惊起”的“更”字上我们可以发现，诗人是将他作为三雄之最来讴歌的。南阳卧龙的身手不凡，在群雄争鼎的纷乱局面中“惊起”，且一惊起“便成名八阵图中”。这一句源于杜甫《八阵图》“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的诗联，指代的正是“功盖三分国”的内容，故诗人于末三句即补明了“鼎足三分”的既成事实。一个“更”字，一个“便”字，将诸葛亮的应时而出、一鸣惊人，以及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雍容豪迈、游刃有余，都形象地表现了出来。古代作文有所谓“尊题”之法，即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物事迹同时表现，而于结论上有所抑扬。本曲虽未明指，却在事实上实现了尊题的效果。全作气势雄豪，开阖如意，尤以颂尊诸葛亮为天下布衣草泽之士扬眉吐气。这就如同司马迁在《史记》中将项羽、陈胜与历代帝王并肩一样，体现了作者在历史观上的胆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