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突出的特色表现在句法上。全诗四句的句法有一个共同处：每句都包含两层相对或相关的意思。在大致相同的前提下，又有变化。“夫戍边关——妾在吴”，这是由相对的两层意思构成的，即所谓“当句对”的形式。这一对比，就突出了天涯相隔之感。这个开头是单刀直入式的，点明了题意，说明何以要寄衣。下面三句都从这里引起。“西风吹妾——妾忧夫”，秋风吹到少妇身上，照理说应该引起她自己的寒冷之感，但诗句写完“西见吹妾”一层意思后，接下去不写少妇自己的寒冷之感，而是直接写心理活动“妾忧夫”。前后两层意思中有一个小小的跳跃或转折，恰如其分表现出少妇对丈夫体贴入微的心情，十分形象。此句写“寄衣”的直接原因。“一行书信——千行泪”，这句通过“一行”与“千行”的强烈对照，极言纸短情长。“千行泪”包含的感情内容既有深厚的恩爱，又有强烈的哀怨，情绪复杂。此句写出了“寄”什么，不提寒衣是避免与下句重复；同时，写出了寄衣时的内心活动。“寒到君边——衣到无？”这一句用虚拟、想象的问话语气，与前三句又不同，在少妇心目中仿佛严冬正在和寒衣赛跑，而这竞赛的结果对她很关紧要，十分生动地表现出了少妇心中的操心。这样，每一句中都可以划一个破折号，都由两层意思构成，诗的层次就大大丰富了。而同一种句式反复运用，在运用中又略有变化，并不呆板，构成了回环往复、一唱三叹的语气。声调对于诗歌，比较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具有更大意义。所谓“情动于中而发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嗟叹”、“永歌”都是指用声调增加诗歌的感染力。试多咏诵几遍，就不难领悟这种一唱三叹的语气在此诗表情上的作用了。

构成此诗音韵美的另一特点是句中运用复字。近体诗一般是要避免字词的重复。但是，有意识地运用复字，有时能使诗句念起来朗朗上口、动人心弦，造成音乐的美感。如此诗后三句均有复字，而在运用中又有适当变化。第二句两个“妾”字接连出现，前一个“妾”字是第一层意思的结尾，后一个“妾”字则是第二层意思的起始，在全句中，它们是重复，但对相联的两层意思而言，它们又形成“顶针”修辞格，念起来顺溜，有“累累如贯珠”之感，这使那具有跳跃性的前后两层意思通过和谐的音调过渡得十分自然。

而三、四两句重叠在第二、第六字上，这不但是每句中构成“句中对”的因素，而且又是整个一联诗句自然成对的构成因素，从而增加了诗的韵律感，有利于表达那种哀愁、缠绵的深情。

此外，第一人称的表现手法也值得提出。诗中的“妾”（古代女子自我称呼）当然并不等于作者自己。

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并完全用内心独白的表现手法，通过寄衣前前后后的一系列心理活动：从念夫，到秋风吹起而忧夫，寄衣时和泪修书，一直到寄衣后的挂念，生动地表达了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此诗通过人物心理活动的直接描写来表现主题，是运用得比较成功的。

本诗形式灵活，语言质朴，情感真挚。一个被侮辱与被伤害的弱女子形象呼之欲出，千百年来，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成为可以和《垓下》、《大风》媲美的千古绝唱。

戚夫人是汉高祖刘邦的宠妾，刘邦死后，她被吕后所囚禁，罚她舂米，最后被吕后杀死。《汉书·外戚传》曰：“高祖得定陶戚姬，爱幸，生赵王如意。惠帝立，吕后为皇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钳，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太后闻之大怒，曰：‘乃欲倚子邪！’召赵王杀之。戚夫人遂有人彘之祸。”

诗歌开头说“子为王，母为虏”，三言六字，以母子地位之悬殊直抒内心不平，先声夺人。紧接着说自己每天起早贪黑舂作不止，生命危在旦夕，随时可能发生不测。而末句“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女（汝）”，犹如一声绝望的呼号，将心中的悲苦和对远方儿子的思念倾吐而出。

本诗形式灵活，语言质朴，情感真挚。一个被侮辱与被伤害的弱女子形象呼之欲出，千百年来，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成为可以和《垓下》、《大风》媲美的千古绝唱。

戚夫人是汉高祖刘邦的宠妾，刘邦死后，她被吕后所囚禁，罚她舂米，最后被吕后杀死。《汉书·外戚传》曰：“高祖得定陶戚姬，爱幸，生赵王如意。惠帝立，吕后为皇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钳，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太后闻之大怒，曰：‘乃欲倚子邪！’召赵王杀之。戚夫人遂有人彘之祸。”

诗歌开头说“子为王，母为虏”，三言六字，以母子地位之悬殊直抒内心不平，先声夺人。紧接着说自己每天起早贪黑舂作不止，生命危在旦夕，随时可能发生不测。而末句“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女（汝）”，犹如一声绝望的呼号，将心中的悲苦和对远方儿子的思念倾吐而出。

以上四首诗，分为两组，写作于南齐永明（483—493）年间。“永明”是齐武帝萧赜的年号。传说萧赜未登基前，曾游历樊城、邓县（今湖北省襄樊市一带），熟悉了《估客乐》这一支歌曲。（估客，同“贾客”，行商之人）他当上皇帝后，因追忆往事，写过以“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渚”为内容的两首《估客乐》诗，并让乐府官吏奏入管弦以教习乐工。但他的歌辞写得不好，无法同原来的曲调谐合，于是他召来僧侣宝月，命宝月重新写作了两首《估客乐》辞。宝月的作品，很快就同歌曲谐合了。乐府歌人还在歌中加上了表达感忆意思的和送声，使歌曲大行于世。后来，宝月又续作了后两首诗，让乐工在齐武帝萧赜驾龙舟游观五城时歌唱。这几首歌而且被编入舞蹈，在南齐时由十六人表演，在萧梁时由八人表演。直到唐代武则天时，宫廷乐工还能歌唱《估客乐》辞。《古今乐录》、《通典》、《旧唐书》、《通志》、《文献通考》都记载了关于《估客乐》的上述故事，可见它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乐府歌辞。

这四首诗的主要特色，是用第一人称的口吻，细致地描写了一位楚地女子思念恋人的形象和感情。诗中第一首用送别时拔钗相赠的细节，表现了这位女子的依依难舍之情。第二首是这女子对恋人的嘱咐。虽然她说“无信心相忆”，但她的意思却重在“有信数寄书”。她的嘱咐译成白话文是：“若是有信人来，请多多托寄书信；若是没有信人来，常想着我不要忘记。”这样就不仅把女子的深情和体贴表达出来了，而且还为后面“借问艑上郎”的情节埋下了伏笔。第三首描绘的是这位女子焦急等待的情态：她每逢扬州来船，就要去寻觅自己的恋人，探问恋人的音信。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表现相思的情节。第四首是这位相思女子的自忖。她想到：当客船初发扬州的时候，桅杆如林，估客们怎么会有机会相互问讯呢？她的深切怀念，遂由于这种自慰而显得细腻、隽永。这四首诗虽然分为两组，写作于不同时候，但其间有很明显的相互联系：每组前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动态形象，刻划一个外部行为的细节；每组后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静态形象，刻划一个内心活动的细节。从送别到思念，两组作品又相互呼应。所以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件和谐统一的、美丽动人的艺术珍品。

这四首诗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们采用了很本色的语言，既质朴自然，又富有个性。这一特点正好是同上一特点相互配合的。诗中“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一句很可能采自当时的俗谚，它用“十里”“九里”之比，很精炼地概括出“恨不能陪伴始终”这样一层意思。诗句中的“侬”是当时的南方方言，是自称之词。在第一首诗中，两个“侬”字联用，一下就把诗篇的代言特色（即第一人称特色）显示出来了；而且，用“侬”而不用“妾”，便表现了作品的朴野自然之美。“瓶落井”是古代的民间成语，意思相当于石沉大海，经常用于描写恋人之间的关系。敦煌曲子辞（伯3123写本）中有“一只银瓶子，两手拴，携送远行人”的诗句，便是用银瓶来象征始终不渝的恋爱关系的。这里则反用，意味深长地表达了对恋人的忠贞和期待。此外，“艑”是吴楚人对大船的称呼，《荆州土地记》曾说过“湘州七郡，大艑所出，皆受万斛”的话。“珂峨头”指船头的装饰如高耸的玉马笼，古人称马笼头上的玉饰为“珂”，称高耸的状态为“峨”。“欢”是当时的吴语，意即情郎，例如《子夜歌》说：“欢愁侬亦惨”。“五两”则是楚语，指船上侯风的竹竿。例如《文选·江赋》李善注引许慎语说：“綄，侯风也，楚人谓之五两也。”王周《船具诗序》说：“有樯，有五两，有帆，所以使风也。”故敦煌曲子辞《浣溪沙》中也有“五两竿头风欲平”的诗句。——这些现在看来很生僻的辞语，在当时其实是楚人的俗谚口语，是很平常的。这些语言既生动明快，又密切吻合歌辞主人公的身份，在塑造形象、刻划人物方面，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根据以上两个特点，可以把宝月的《估客乐》评为富有艺术个性、达到自然传神这种高超境界的好诗。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者还通过作品的个性反映出了时代的个性。在南北朝时代，由于北方连年战乱，而南方则保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故水陆交通和商业贸易在南方显得比较发达。扬州（今南京市）和襄阳（今属湖北）就是两个水运重镇和商业重镇。《估客乐》正是在这一背景上展开送别情郎去经商的故事题材的。这时的音乐文学显现了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楚地成为同吴地并列的一大音乐中心；其二是城邑音乐异军突起，代表了对民歌民谣的集中。清商曲中的西曲歌，以及西曲歌中的《襄阳乐》、《石城乐》、《江陵乐》、《寻阳乐》（襄阳、石城、江陵、寻阳都是当时的重要城市），很明确地反映了这两个特点。故西曲中的《估客乐》也可以看作这时的新的音乐潮流的代表。另外，随着南方经济的发达，在豪门大族中产生了一批以“妾”、“婢”为名义的歌妓。她们的表演，使得当时的清商曲辞富于女性特色。《估客乐》也就是这样一种极尽温柔妩媚之致的作品。其实，齐武帝的诗作不能配合管弦而宝月的诗作能够与管弦“谐合”的原因就在于宝月的《估客乐》在题材、文学风格、音乐特征上都密切吻合了表演需要和时代气氛。后来，陈后主、北周庾信、唐代李白、元稹、张籍、刘禹锡、刘驾等人都作过以《估客乐》或《贾客词》为题的诗歌，但没有哪一篇能比得上宝月的作品，这也是因为：宝月的《估客乐》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

这是北宋灭亡之际一位被金人虏去的弱女子写的词，描述被虏北行之经历，抒发国破家亡之巨痛。作者之父本是阳武（河南原阳）县令，在金兵南侵围城时，奋勇抵抗，壮烈殉国，妻、子一同遇难。“其女为贼虏去，题字于雄州驿中，叙其本末”（韦居安《梅磵诗话》）。由此可以想见作者写作此词时揪心泣血的情景。雄州，河北省雄县。

开头两句，写被金人用车载向北方出发时的情景。“朝”，点明出发的时间是在早上；“云”，点明出发时的环境气氛是那么惨淡，阴云密布；“横度”，形容阴云突如其来地漫过来。首句看似写景，渲染自然气候之恶劣；实是暗喻当时政治风云的突然变化，形势险恶。一个“横”字，把作者那种祸从天降的特殊感受强调了出来。因此，次句“辘辘车声如水去”就直道其事了。“辘辘”，象声词，形容车轮声。杜牧《阿房宫赋》有“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之句，那是描写六国宫妃被虏秦宫之后的可悲生活，这里是写作者被虏北上、乘敌囚车、不知所往的惨痛情景。“如水去”，既写出被虏妇女之众多，又表达了将一去不返的痛苦心境，比喻生动，含意深长，道尽了国势危亡、一蹶不振，身为俘虏、前途茫茫的深哀大痛。

紧承“去”字，作者用“白草黄沙，月照孤村三两家”，再描写沿途之所见。“白草”，我国西北地区所产之草，干枯时成白色，故名。唐代边塞诗人岑参有“北风卷地白草折”、“平沙莽莽黄入天”之句，那是描写天山一带苦寒荒凉的景象；作者在此借用字面，渲染出河北秋季枯草遍地、一片不毛的气氛。在这惨淡萧索的背景之下，只见月光清冷地照着只有三两户人家的荒村，孤零零地，没有一点活气。作者描述敌占区是这样地衰败不堪，凄凉已极，不仅揭示了金兵烧杀虏掠造成的惨象，更衬托出作者被虏离乡、身临异地那种无比悲苦的心境。上句侧重写白天之所见，下句侧重写夜晚之所见，而又互文见义，彼此映衬，合成一幅北国荒寒图，作者的满眼血泪、一腔悲哀也正涂染其上了。

上片写开始被押北行途中的情景；下片写继续北行直至雄州的情景。上片侧重写所见，以写景为主；下片侧重写所思，以抒情为主。

“飞鸿过也，百结愁肠无昼夜。”这是继续被押北行途中的一个特写镜头。作者眼看敌占区荒凉凄冷的景象，心头充满了国破家亡的悲哀，忽然看到鸿雁从北往南地飞去，不禁更撩起了对故乡的怀念、对亲人的追思。然而父母兄弟均死于敌手，即使鸿雁能够传书，自己又不知道投书给谁，何况自己身为俘虏，失去自由，不仅不能象鸿雁那样飞向南方故土，恐怕连投书的自由也没有。这种种愁思，郁结难解，使得愁肠寸断，简直达到日也愁、夜也愁的地步，不知如何是好了。

就在这种度日如年的愁境中，“渐近燕山”，来到雄州，离金邦的京城——那在燕山脚下的燕京（即中都，北京市）已经不远了。这句既照应词题，又开启下句“回首乡关归路难”。空见飞鸿南去，自己身陷异域，只能回头遥望那难舍难忘的故国乡土，可要顺着此路回去就比登天还难了。作者强烈的怀国思乡之情，深沉的亡国丧家之恨，无可奈何的身为敌俘之悲，已经绝望的永别家园之痛，在此一齐倾诉出来，字字饱含着血泪。全词“寥寥数十字，写出步步留恋，步步凄恻”（况周颐《蕙风词话续编》）的家国之恨，被虏之痛，怀乡之情，仔细体味，真是撼人肺腑、感人涕下。

虽然全词写的为个人的不幸，却反映出当时广大人民的普遍遭遇。

这首词是写一个长期客游在外的游子，在梅片纷飞，细雨绵绵的日子里，乘船归来。穿过小桥流水，雨过天晴。画楼远现，抬头无望，楼上伫立着一位佳人，曾似旧家相识的她。

“梅片作团飞，雨外柳丝金湿。”梅花片片，随风飞舞，嫩黄的柳条，沾满细雨，随风摇摆。“客子短篷无据，倚长风挂席。”游子乘坐一只小篷船，没有在边停泊，依仗着长风，扬帆航行。上片是写，在梅雨天气，一位游子，扬帆归来，归心似箭的心情，全写出来了。

下片，“回流水小桥东，烟扫画楼出。”船在东风中向西航行，转眼间穿越小桥流水，烟消雨霁，回望画楼高耸。“楼上有人凝伫，似旧家曾识。”远望有位佳人，伫立高楼上，还像是似曾相识。楼上的佳人，也会同样在想“似曾相识燕归来”这首词，在结尾时收得好。在文学史上，有好多诗词，由于结尾收得简洁，成为名篇名句。如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高适《别董大》：“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杜甫《江南逢李龟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些诗的结尾，都是符合本文前面提出的三条。本词的结尾，也显示出这种妙用。

“汉上繁华，江南人物，尚遗宣政风流”。此词以追怀南宋起笔，汉上指江汉流域，是女词人故乡。江南指长江中下游流域，词中借指南宋。都会繁华，人物如云。指故国的繁盛。“尚遗宣政风流”，南宋文明源于北宋风流文采。宣、政指北宋政和、宣和年间。“绿窗朱户，十里烂银钩”。千里长街，连云高楼，朱户绿窗，帘钩银光灿灿。

“一旦刀兵齐举，旌旗拥、百万貔貅。”貔貅，猛兽之名，借指侵略者。这里指元兵南犯，势如洪水猛兽。公元1274年（咸淳十年）元兵自襄阳分道而下，不久东破鄂州。公元1275年（德祐元年）三月，南陷岳州，“长驱入，歌楼舞榭，风卷落花愁。”长驱直入的蒙古兵占领了繁华绮丽的汉上江南，如风暴横扫落花。从起笔写南宋文明之繁华，笔锋一转，写元兵大兵南侵，“风卷落花愁”，表达了词人对国破家亡之恨和自身被掳之辱的无限悲慨之情。笔锋一转，女词人以包容博大的气魄和卓越的识见转写宋代历史文化大悲剧，笔力不凡，也表现了女词人超人一等的思维安位。当女词人作此词时，已被掳至临安，临安被陷之景，其触目惊心悲慨之深，是可以想见的。清平三百载，从南宋直扩展至三百年南北两宋。“典章文物”四字，凝聚着女词人对宋代历史文化之反思与珍惜。此四字指陈出有宋一代文化全体。北宋亡于女真，南宋亡于蒙古，灿烂文化三百年，如今扫地俱休！女词人之绝笔，写是历史文化悲剧之写照。此三句承上片而来，但典章文物显然比十里银钩更其深刻，是为巨眼。全词有此三句，意蕴极为遥深。在女词人心灵中，祖国与个人双重悲剧，原为一体。以下写个人命运之悲剧。“幸此身未北，犹客南州”。就其深层意蕴言，则是庆幸自身在死节之前犹未遭到玷辱，保全了清白。是足可自慰并可告慰于家国。词读至此，真令人肃然起敬。一弱女子，能在被掳数千里后仍全身如此。非一般人所及！其绝笔之辞气又复从容如此，气度显亦超常。

“破鉴徐郎何在？空惆怅、相见无由”。借用南朝陈亡时徐德言与其妻乐昌公主破镜离散典故，说出自己与丈夫徐君宝当岳州城破后生离死别的悲剧命运，表达了对丈夫最后的深挚怀念。徐郎，借徐德言指徐君宝。同姓而同命运，用典精切无伦，自见慧心。徐德言夫妻破镜犹得重圆，而她们夫妇死节已决。故女词人之用此古典，其情况之可痛实过之百倍。“徐郎何在”？生死两茫茫，惆怅何其多。情变悲愤激烈而为凄恻低徊，其言之哀，不忍卒读。“从今后，断魂千里，夜夜岳阳楼”的意思是：从今后，我的魂魄，要飞过几千里路，回到岳阳故土，到夫君身边。从容绝决而又固执不舍，充分体现出能出世而仍入世、置生死于度外的传统文化精神。“夜夜岳阳楼”结笔于岳阳楼，意蕴遥深，亦当细细体味。

女词人在词中对自身被掳艰危之现实，着墨尤多，而寄之以对文明的追思之中，对祖国沦亡亲人永别深致哀悼，写南宋文明之繁盛及横遭蹂躏。在回忆和反思中。下片写徐郎何在与断魂千里，运用悬望与想象。表现了女词人远思之凌空超越。此词另一特点是意境之重、大、崇高。从历史文化悲剧写起，哀悼宋文明的衰亡，词境极为重大。词中表明自己死节之心，将祖国和个人的双重悲剧融汇，意境极为崇高。

这首诗，语言生动活泼，具有民歌色彩，而且在章法上还有其与众不同的特点：它通篇词意联属，句句相承，环环相扣，四句诗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达到了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绪论》中为五言绝句提出的“就一意圆净成章”的要求。这一特点，人所共称。谢榛在《四溟诗话》中曾把诗的写法分为两种：一种是“一句一意”，“摘一句亦成诗”，如杜甫诗“日出篱东水，云生舍北泥。竹高鸣翡翠，沙僻舞鹍鸡”（《绝句六首》之一），属于此类；另一种是“一篇一意”，“摘一句不成诗”，这首《春怨》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更赞美这首诗的“篇法圆紧，中间增一字不得，着一意不得”。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也说：“一气蝉联而下者，以此为法。”

但这些评论只道出了这首诗的一个方面的特点，还应当看到的另一特点是：它虽然通篇只说一事，四句只有一意，却不是一语道破，一目了然，而是层次重叠，极尽曲析之妙，好似抽蕉剥笋，剥去一层，还有一层。它总共只有四句诗，却是每一句都令人产生一个疑问，下一句解答了这个疑问，而又令人产生一个新的疑问。这在诗词艺术手法上是所谓“扫处还生”。

诗的首句似平地奇峰，突然而起。照说,黄莺是讨人欢喜的鸟。而诗中的女主角为什么却要“打起黄莺儿”呢？人们看了这句诗会茫然不知诗意所在，不能不产生疑问，不能不急于从下句寻求答案。第二句诗果然对第一句作了解释，使人们知道，原来“打起黄莺儿”的目的是“莫教枝上啼”。但鸟语与花香本都是春天的美好事物，而在鸟语中，黄莺的啼声又是特别清脆动听的。人们不禁还要追问：又为什么不让莺啼呢？第三句诗说明了“莫教啼”的原因是怕“啼时惊妾梦”。但人们仍不会满足于这一解释，因为黄莺啼晓，说明本该是梦醒的时候了。那么，诗中的女主角为什么这样怕惊醒她的梦呢？她做的是什么梦呢？最后一句诗的答复是：这位诗中人怕惊破的不是一般的梦，而是去辽西的梦，是惟恐梦中“不得到辽西”。

到此，读者才知道，这首诗原来采用的是层层倒叙的手法。本是为怕惊梦而不教莺啼，为不教莺啼而要把莺打起，而诗人却倒过来写，最后才揭开了谜底，说出了答案。但是，这最后的答案仍然含意未伸。这里，还留下了一连串问号，例如：一位闺中少女为什么做到辽西的梦？她有什么亲人在辽西？此人为什么离乡背井，远去辽西？这首诗的题目是《春怨》，诗中人到底怨的是什么？难道怨的只是黄莺，只怨莺啼惊破了她的晓梦吗？这些，不必一一说破，而又可以不言而喻，不妨留待读者去想象、去思索。这样，这首小诗就不仅在篇内见曲折，而且还在篇外见深度了。

如果从思想意义去看，它看来只是一首抒写儿女之情的小诗，却有深刻的时代内容。它是一首怀念征人的诗，反映了当时兵役制下广大人民所承受的痛苦。

这首诗在徐陵的《玉台新咏》中题作《留别妻》，旧传为苏武初出使时留别妻子之作。然而今读诗中“征夫怀往路”、“行役在战场”诸语，诗中的主人公应是一个即将应征出战的青年男子，作品所表现的也是汉代末期常见的征夫别妻的主题。诗的前四句写一对青年男女正沉浸在新婚的欢愉之中。“结发”是古代男子二十束发加冠、女子十五束发为笄表示成年的一种仪式，诗中的青年男女到了这个人生的美好时刻便结为夫妻，“恩爱两不疑”，婚后生活过得十分美满、幸福。“嬿婉”语出《诗·邶风·新台》：“嬿婉求之”，和顺的样子。这里用来形容两人的爱情生活非常融洽，亲密无间。这一段用墨不多，却通过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新婚夫妇那种恩爱、琴瑟和谐的欢乐情景，把一种人生和青春的愉悦传递给了读者。

“征夫怀往路，起视夜何其”。然而严酷的现实很快搅散了这对恩爱夫妻“嬿婉及良时”的美梦，一度出现于两人之间的一小块晴空被即将出征、离别在即的阴影覆盖了。作者在此笔锋陡转，在点出主人公“征夫”身份的同时，随即将开头轻松、欢快的气氛一下子抛入生离死别的无限悲哀。诗中的男子惦念着不久将要上路，时不时地起身探望窗外的天色，因为他心里清楚地知道，只要天一亮，他就要启程应征，那漫无期限的离别将要取代新婚的片刻欢愉。所以当他看到参辰星已在天边隐去，天将破晓时，心中顿时涌起一般股难以言传的酸楚。“去去”两字相迭，生动地表现了主人公道别时那种痛苦不堪、语噎词塞的情态。人世间的一般离别，已使人为之黯然销魂，何况新婚嬿尔正是人生“花好月圆”之时，又何况这对年轻的恩爱夫妻所面临的不是一般的离别，而是奔赴战场、相见无期的生死离别；这不能不叫人五内俱裂，泪如泉涌。“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读着这样的诗句，这对青年男女无限悲怆、难以自持的情景如在眼前，此景此情催人泪下，历千年而不灭其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以后宋代词家柳永写恋人之别，有“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雨霖铃·寒蝉凄切》）之语，元代戏剧家王实甫《西厢记》写张生、莺莺长亭之别，又有“听得一声‘去也’，松了金钏”的描写，虽然都有一定的感染力，并与此诗有某种相似之处，但与此诗对封建兵役制给青年男女带来的心灵创伤的表现相比，毕竟显得纤弱多了。

末四句写新婚夫妇临别时的相互郑重叮咛。其中“努力”二句是妻子对丈夫的嘱托，她要丈夫在行役中爱惜自己的青春年华，注意保重身体，同时牢记夫妻间的恩爱与欢乐，体现了一个妻子的关心和担心；“生当”二句是丈夫对妻子的回答：“若能生还，一定与你白头偕老，若死在战场，也将一直把你怀念。”表现了丈夫对爱情的忠贞不渝。这段对话，不仅展示了人物朴实、美好的内心，而且更充实了诗首二句中“两不疑”的内容，使全诗增添了一种悲剧气氛。前贤曾谓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此诗正符合这样一种说法。男女相爱结为夫妻，原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事，可是在残酷的兵役制逼迫下，它只能像一朵刚绽放即被摧残的花，转瞬即逝，无法追回。

历史上有许多写离状别的佳作，此诗当能在其中占一席之地。它的选材、表达、风格等，都对后代有广泛的影响。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名作《新婚别》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

这首诗在徐陵的《玉台新咏》中题作《留别妻》，旧传为苏武初出使时留别妻子之作。然而今读诗中“征夫怀往路”、“行役在战场”诸语，诗中的主人公应是一个即将应征出战的青年男子，作品所表现的也是汉代末期常见的征夫别妻的主题。诗的前四句写一对青年男女正沉浸在新婚的欢愉之中。“结发”是古代男子二十束发加冠、女子十五束发为笄表示成年的一种仪式，诗中的青年男女到了这个人生的美好时刻便结为夫妻，“恩爱两不疑”，婚后生活过得十分美满、幸福。“嬿婉”语出《诗·邶风·新台》：“嬿婉求之”，和顺的样子。这里用来形容两人的爱情生活非常融洽，亲密无间。这一段用墨不多，却通过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新婚夫妇那种恩爱、琴瑟和谐的欢乐情景，把一种人生和青春的愉悦传递给了读者。

“征夫怀往路，起视夜何其”。然而严酷的现实很快搅散了这对恩爱夫妻“嬿婉及良时”的美梦，一度出现于两人之间的一小块晴空被即将出征、离别在即的阴影覆盖了。作者在此笔锋陡转，在点出主人公“征夫”身份的同时，随即将开头轻松、欢快的气氛一下子抛入生离死别的无限悲哀。诗中的男子惦念着不久将要上路，时不时地起身探望窗外的天色，因为他心里清楚地知道，只要天一亮，他就要启程应征，那漫无期限的离别将要取代新婚的片刻欢愉。所以当他看到参辰星已在天边隐去，天将破晓时，心中顿时涌起一般股难以言传的酸楚。“去去”两字相迭，生动地表现了主人公道别时那种痛苦不堪、语噎词塞的情态。人世间的一般离别，已使人为之黯然销魂，何况新婚嬿尔正是人生“花好月圆”之时，又何况这对年轻的恩爱夫妻所面临的不是一般的离别，而是奔赴战场、相见无期的生死离别；这不能不叫人五内俱裂，泪如泉涌。“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读着这样的诗句，这对青年男女无限悲怆、难以自持的情景如在眼前，此景此情催人泪下，历千年而不灭其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以后宋代词家柳永写恋人之别，有“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雨霖铃·寒蝉凄切》）之语，元代戏剧家王实甫《西厢记》写张生、莺莺长亭之别，又有“听得一声‘去也’，松了金钏”的描写，虽然都有一定的感染力，并与此诗有某种相似之处，但与此诗对封建兵役制给青年男女带来的心灵创伤的表现相比，毕竟显得纤弱多了。

末四句写新婚夫妇临别时的相互郑重叮咛。其中“努力”二句是妻子对丈夫的嘱托，她要丈夫在行役中爱惜自己的青春年华，注意保重身体，同时牢记夫妻间的恩爱与欢乐，体现了一个妻子的关心和担心；“生当”二句是丈夫对妻子的回答：“若能生还，一定与你白头偕老，若死在战场，也将一直把你怀念。”表现了丈夫对爱情的忠贞不渝。这段对话，不仅展示了人物朴实、美好的内心，而且更充实了诗首二句中“两不疑”的内容，使全诗增添了一种悲剧气氛。前贤曾谓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此诗正符合这样一种说法。男女相爱结为夫妻，原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事，可是在残酷的兵役制逼迫下，它只能像一朵刚绽放即被摧残的花，转瞬即逝，无法追回。

历史上有许多写离状别的佳作，此诗当能在其中占一席之地。它的选材、表达、风格等，都对后代有广泛的影响。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名作《新婚别》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