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以抚时念危、忧国伤乱为主脉，共分三个层次，在叙述自己入幕前后的经历中，表露了作者孜孜不倦的思想追求。

第一层，从开头到“自有思归叹”，写诗人渴望从政匡济的夙志，和成为永王幕宾之后动摇不定的思绪。李白生活的年代是唐朝由盛转衰的特殊历史阶段。唐帝国的昌盛繁荣催发他产生了高度的自信力和宏伟的政治抱负。凭借个人的才能，他选择了不同于一般士子通过科考做官的道路，力求由隐而仕，走“终南捷径”。他的希望与日趋黑暗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天宝年间，长安三载的为宦生活使他目睹了封建统治者的腐朽与凶残，体会到政治迫害的冷酷无情。他带着痛苦的精神创伤和全身避祸的念头再度南北漫游，以寻求新的出路。然而，个人的不幸没能完全冷却他的报国热情，“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火焰仍在胸中燃烧。作品开篇寥寥四句，便把诗人这种复杂微妙的心态，含蓄曲折地表现出来。宁戚、陈平是历史上齐桓公和刘邦的辅弼大臣，对安邦治国皆有所建树。不过宁戚未仕之前，为待明君而辅甘愿隐遁山林，以“饭牛”为业，自得其乐。陈平求官之后，几易其主，先投魏王咎做太仆，后从项羽入关征战，均因难展襟抱又依刘邦，终算找到了满意的归宿。李白借典咏志，委婉吐情。言外之意是说，自己虽浪迹天涯也不忘怀国运民生，一旦遇到明主就能为之筹谋献策，实现经世济民的伟抱。安史叛乱，国难当头，身为一介布衣的诗人始终在密切地关注着时局的变化。“欃枪”四句诗人以古代星象、八卦之学发表了对形势的看法。他认为，中原上空出现了慧星，它的长尾横贯河北、河南之区。这恰是安禄山叛军铁蹄蹂躏广大北方，割据两河大半土地，进行称雄作乱的标记。尽管帝国江山遇到了深重的灾难，但是，天道没有变，国祚不可摇撼。这里，读者透过天人感应神密色彩的薄雾，足可领悟到诗人忧国的焦虑，对复兴的渴望。基于此，即不难理解和评价李白加入永王李璘幕府的事情。璘是玄宗第十六子，他奉乃父于逃蜀途中所下“制置”之诏，以抗战平乱为号召，大张旗鼓经营长江流域。当其水师开赴九江，栖身庐山的李白，在“辟书三至”（《与贾少公书》）的邀请下，出于“为君谈笑静胡沙”之志，于是下山充任幕佐。诗歌“天人”二句就流露出欢欣鼓舞、乐观自豪的情绪。“天人”指永王璘。李白相信，这位光彩照人的大王充任山南东路、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使，仗钺秉旄，发号施令，指挥三军，便能给统辖之地带来“春日遥看五色光”（《永王东巡歌》其三）的希望，让人久盼的太平景象指日可待了。“侍笔”两句写诗人初做幕僚的得意之态。他受到永王的礼遇，博得府主的厚爱，不能不感恩图报。他的同期诗作《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把自己赴永王军宴视为“如登黄金台”，感到很荣耀。他激励同僚：“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功成身退是李白的人生追求，他来永王幕府也不例外。可是没多久他的思想出现了新的矛盾，“不因”二句是问题的明证。导致他思想转变的根由是什么恐怕一时难以定评。就斗争形势考查，永王奉诏赴镇是在玄宗得知太子李亨即位灵武之前，待玄宗禅位，永王至江陵召募数万将土之后，肃宗与永王的冲突才逐渐公开化。李白对统治集团内部明争暗斗缺乏了解，以为“永王正月（肃宗至德二年）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随着肃宗兄弟斗争的激化，李白看清了问题的真象，他不愿违背下山报国的初衷，打算退隐，这是含情入理的。当然也不排斥另说，认为永王辟聘李白仅为笼络人心，而非用其经纶之才。不然，李白入幕不久就不会产生“徒尘黍幕府，终无能为”（《与贾少公书》）的叹息。不管哪种因素起作用，归根到底还是统治者的昏聩自私葬送了诗人，使他不能为惨遭祸辱的祖国和人民奉献自己的才智和忠爱。

自“主将动谗疑”到“留连道傍玩”为第二层，描述永王所部分崩离析的见闻，反映了诗人忧惧、迷茫的心境。“主将”两句是这层诗意的简括，点出了永王军队溃败的首要原因是主将狐疑猜忌，各怀异志。肃宗懂得，其弟占据东南要地，控制江淮租赋，如果羽翼丰满，必成心腹之患。因此，当永王拒绝听从他的归蜀之命的时候，则开始着手部署了翦除之计。李璘觉查后，战幕拉开，而其部下将帅因反内战却首议退路。《新唐书》本传载：“（季）广深知事不集，谓诸将曰：‘与公等从王，岂欲反耶？上皇播迁，道路不通，而诸子无贤于王者。如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挂叛逆，如后世何？……于是，（浑）惟明奔江宁，冯季康奔白沙，（季）广琛以兵六千奔广陵”。季、浑、冯是永王军的主将，璘曾派季去攻打广陵采访使李成式，派浑去袭击吴郡采访使李希言。结果双方未及较量，永王营垒不攻自散。弹指之间，李璘所部变成了势单力薄的孤军困旅。诗中“自来”六句是用具体事例描述永王军到处埃打，宾幕窜逃，溃不成军的情景。这里运笔老健精练，叙事兼带描状，灵活善变，只取几个镜头就把宏大的的空间，纷扰的战局，绘声绘形地浮现纸上。诗人先用“鼓噪”一词，活画出永王部队在转移中的情态，即军纪涣散，士气沮丧，吵吵嚷嚷。一群乌合之众拥向丹阳。这样的武装群体不仅战斗力丧失，连军心都很难维系。然后，诗歌又以“如浮云”、“从风散”在上下句之间复迭比喻永王的随从潜溜暗逃、土崩瓦解的局面。这样写法可谓取境真朴，神貌俱似，令人浮想联翩。据史料记载，永王的军队在丹阳一带受到地方势力的重创之后，便奔向鄱阳，企图逃往岭南。所以王琦《李太白全集》关于此句诗做了下面的说明：“璘与（李）成式将赵侃战新丰而败，非水战也。璘至鄱阳郡，司马陶备闭城拒之，璘怒，命焚其城，非久攻也。其曰：‘舟中指可掬，城上骸争爨”，甚言其挠败之形有若此耳。”永王一败涂地，大局不可逆转，这对具有风云之心的李白来说，是无比的忧愤和失望。“草草”六句写仓皇南奔的狼狈相，叙事中糅入抒情，诗人心迹闪灼于字里行间。败兵逃命急如星火，唯恐追及丧生，不敢稍有停歇。诗人被裹挟在溃军里边，也和众人一样，懵头转向，对未来前途茫然无知。尤为困扰诗人的是，安史叛军还在广阔的中原横行，穷凶极恶地迫害天下同胞。此时，正需要有志之士奋起抗战，而自己反倒成了一个亡命徒，那平叛安民的宿愿一下子竟变得十分遥远，这又平添了诗人的无限慌恐和不安。诗句“南奔剧星火，北寇无涯畔”中的“北寇”一词，是把握诗人精神境界的钥匙，它应和“三川北虎乱如麻”（《永王东巡歌》其二）里的“北虏”同义，皆指安史敌军。诗人憎恶统治集团自相残杀，也不甘心充当内战的牺牲品。诗人运用一则历史故事表白了这层心思：《晋书·明帝纪》说，王敦阴谋起兵做乱，明帝得知消息，乘骏马微行察王敦营垒，刚离去，就被军士查觉。王敦立刻下令追赶，明帝逃离途中有马遗粪，为麻痹追者，便用冷水灌粪。又见旅馆前有位卖食的老太婆，于是给她一把七宝鞭，叮嘱她说：“后有骑来，可以此示也。”过一会儿，追者赶到，问老太婆，她回答：“去已远矣”，并拿出马鞭给他们看。追者传看把玩，逗留许久。又见马粪已冷，相信明帝远去无疑，因之，驻马停追。诗人也希望能够在肃宗兄弟的混战中活下来，留得血肉之躯，为平息安史叛乱，重整河山的伟业尽自己的责任。此处，诗笔随着空间场景的推移，流驰不居，从摄录永王部队败北惨状转写自己的心态，以引出下面直吐胸臆。

全篇最后一层，写诗人报效祖国的意志和决心，及其大志未遂的悲愤。这一层如通首诗的聚光点，展现了李白灵魂的光辉。其情词激楚，慷慨磊落，诗人的风采节概如在眼前。古时有一种传说，认为人的精诚之气上达于天，就会出现长虹贯日，太白食昴之类的天象。诗中“太白”二句采用夸张手法，形容自己怀有一团爱国的赤诚和喷吐进发的救亡热情。这类虚说虽属浪漫，却富有诗意。它与“秦赵”两句构成了内蕴丰富的隐喻世界，宣达了诗人有口难言的复杂心理。“秦赵”的诠释依照郭沫若的看法是：“《史记·赵世家》云：‘赵之先与秦共祖’。中衍之后飞廉有子二人，其一日恶来，其后为秦：恶来弟日季胜，其后为赵。故秦与赵乃兄弟之国。”而李白以“秦指肃宗集团，赵则喻永王军势”。由此推断，在北寇气焰嚣张，国家岌岌可危，百姓不遑安处的非常时期，肃宗兄弟非但不能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反而丢开民族的敌人于不顾，干戈相见，殃及爱国的兵民，这不能不叫人痛裂心肺。作品从“感遇”至煞尾六句，诗人抒发了如怒涛奔涌似的感情。李白之所以弃隐出世跟随永王，确“因天下乱离，四方云扰，欲得一试其用，以扩清中原，如祖逖，非敢有逆志”（王琦语）。对此，诗人扪心自问亦无愧色，其忠肝义胆冰清玉洁，生死不渝。可惜，诗人不仅壮志成空，而且成了从王为乱的逆臣。真是出师未捷名先毁，世人终难信高洁。这样的耻辱、这样的冤枉，更是无法向人评说。诗人拔剑击柱，凄怆悲歌。在这沉雄豪迈的诗句中表现了一颗洁美的心灵和黑暗的现实在剧烈的撞冲，仿佛奋斗一生、挣扎一生、苦闷一生的悲剧主人公在呼号。诗歌结尾如重锤擂鼓，沉着有力，饶有余音。

李白诗多以主观抒情为主，即使在那些叙事性较强的篇章里，也往往是借客观事物勾动胸中的感情狂澜，将它化为峥嵘骏发的艺术形象。比较而言，这首《南奔书怀》在整体谋篇方面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全诗结构是由两条意脉交结而成。一是写作者个人的理想，此线顺贯整个篇章，首尾遥应，展现了诗人终生萦怀心际的精神支柱；另是写永王军势兴而转败的过程。这条线因事而显，反映了作品基本情节发展的概貌。两线勾连，各有分工，前者重在抒情，后者以叙事为主，互相转合，不枝不蔓，形成条理有序的完整、严密的诗篇。这种构思自有它的妙处。一来可以把抒情主人公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让其生姿动态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独自的人格美。二来能够避免长篇古体诗因一味写事而沉闷，或笔笔写情而空洞。如此诗两者相参，以情驭事，由事生情，和谐统一，才会有助于加强诗歌的张力。

其次，此篇使事较多，几乎句不离典，用走马观花的方式去阅读，不易理出头绪。但不可因此就得出萧士赟那样的结论：“此篇用事偏枯，句意倒杂，决非太白之作。”公允地讲，李白作诗特别善于在联想的天地里驰骋笔锋，纵横无阻，也喜欢借助神话、历史故事进行抒情、议论，剖白自己内心世界。此作用典特征也与之相关。不过，诗人是在遭逢不白之冤，身家性命吉凶未卜的情势下创作这首诗歌的，其复杂心境，深隐苦衷都不宜直说，说亦难罄。只好把典实、传说化为诗中的意象，将它们连为一气，曲曲道出满腔的忠愤感激之情。这样，也为诗歌带来了浑化蕴藉的特点。

此诗用典、化典颇多，开篇三联便接连用典，但在用典的同时也叙述了古人的精神品质，并将其延伸到自己身上，可谓一妙手。

“苍山容偃蹇，白日惜颓侵”一联是全诗唯二的对于景致的描写，但又不全然是景物，更透露着诗人的感情。下一联直白的表达了诗人自己想要建功立业的想法，但与“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一联同看起来便少了功利多了报国的衷心。

“西来”句至“卖畚”句三联在表明了诗人此行的目的与胸中所怀的大志向的同时，又再一次提及景物将作者实际上想要归隐的感情含蓄的穿插其间。

诗人在最后一联展望未来，又一次表达了自己归隐的愿望。“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后人爱用李白的话评价李白的诗，是很有见识的。

这首诗非常形象的表现了李白的性格：一方面对自己充满自信，孤高自傲；一方面在政治前途出现波折后，又流露出伤感之情。

在这首诗里，他演绎庄子的乐生哲学，表示对富贵的藐视。而在自然中，实则深含怀才不遇之情。全诗语言流畅，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李白“借题发挥”抒发自己的愤激情绪。

诚然，李白即兴赋诗，出口成章，显得毫不费力。他感情奔放，直抒胸臆，天真自然，全无矫饰，而自有一种不期然而然之妙。正所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这种功夫是极不易学到的。这首《留别王司马嵩》就体现了李白这种自然高妙的诗风。

“”诗一开始就化用《史记》中的话。“高妙”二字，同时表现其卓异的谋略和清高的节操两个方面；一个“特”字，表达了一腔倾慕之情。“”诗人在此将鲁仲连的出仕视为明月出海，这种极度的推崇，可见诗人对鲁仲连的景仰不同一般。鲁仲连一生大节，史传只举了反对帝秦和助收聊城二事。《古风》的这首则专书前一事。当初辛垣衍劝赵帝秦以图缓颊，平原君已为之犹豫，若无鲁仲连雄辩坚拒，难免因一念之差铸成大错。在此关键时刻，鲁仲连起的作用无异挽澜于既倒。“却秦振英声”五字就是对这事的肯定和推崇。

而“后世仰末照”一句，又承“明月出海底”的比喻而来，形容其光芒能穿过若干世纪的时空而照耀后人，使之景仰。这是其功业即画策的高妙所致。但鲁仲连的为人钦敬不仅如此，还在于他高尚的人品。当平原君欲以官爵千金相酬时，他却笑道：“所谓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说罢辞去，终身没有再见平原君。“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直书其事，而赞赏之意溢于言表。

热爱自由和渴望建功立业，本来是两种不同的理想追求，然而一些杰出的盛唐文士却力图将二者统一，并以此与政界庸俗作风相对抗，似曾成为一种思潮。

功成身退是李白的政治理想和自我设计的重要部分，在这个方面，他引为楷模的历史人物，便是张良、鲁仲连。李白的功成身退主要是为了抬高自己的从政身份，目的在以谋臣策士出仕。这样，自然而然地落实到吟咏者——“吾”身上的，即是对鲁连人格精神的高度推崇，“我”慕其风而愿与之同调了。一“倜傥”，一“澹荡”，既是鲁连的人格写照，也是诗人的精神追求；既是诗人的自许，也是诗人的自期。他是要把对鲁仲连心中由衷的仰慕转化为现实生活中自觉的人格追求，完成他的人生理想与政治理想。

这首诗直书其事，直抒胸臆，可说是最为质朴的写法。寥寥数句，给读者刻画了一个高蹈而又仗义的历史人物形象，其中又寄寓了诗人自己的理想。全诗虽然有为个人作政治“广告”的意图，却也能反映诗人一贯鄙弃庸俗的精神。“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妾薄命》），这两句诗正好可用来形容李白自己的诗品，即随意挥洒，独具标格。

《赠僧朝美》是李白在天宝（公元742—759）末年游宣州（今安徽宣城县一带）时，赠僧人朝美的一首诗。

李白自从天宝三载（公元744）辞京还山之后，就一直未再回到朝中。在长安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目睹了唐玄宗荒淫误国，李林甫、杨国忠等权奸把持朝政，败坏朝纲，眼看大唐王朝一天天地走下坡路，大唐江山就要毁于昏君群小之手，丽他却被奸人谗毁，在朝中无法容身，唐玄宗只是把他看作是一个点缀升平的御用文人，使得他的报国之志无从施展。他既不能违心从俗，向权奸屈服，就只好洁身自好，高蹈远引了。于是他毅然辞京还山，离开朝廷这个黑自不分，是非颠倒的污浊世界，到广阔的天地中去寻找他干净的乐土，自由的世界。他唱道：“严陵不从万乘游，归卧空山钓碧流。自是客星辞帝座，元非太白醉扬州。”（《酬崔侍御》）在他漫游各地的十多年中，多与道士僧人交往，过着闲云野鹤般的浪游生活。道家老庄的遗世独立的精神、陶冶了他自由的性格；

佛教玄远的意趣，深邃的哲理，启发着他的诗情，释散了他内心久抑的痛苦。他在宗教这块方外之地上，寻找到了他疲惫困苦心灵的暂时憩息之地。与他前期积极进取、热衷功名的思想相反，他后期的思想在环境的逼迫与老庄佛学思想的影响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从入世转向出世，从热衷功名到主动抛弃功名。他自觉地与统治者决裂，退出朝廷，走向山林，与隐士为朋，以僧道为友，经常与他们一起吟诗品画，谈玄论道。《赠僧朝美》这首诗，就是他与僧人的谈玄论禅之作。

宋朝程颢曾把《论语》的文章比做玉，《孟子》的文章比做水晶，认为前者温润，而后者明锐。一般说来，李白的诗偏于明锐而有锋芒的一路，但这首诗却气息温润，节奏和缓，真正做到了“大雅”的风度。

开首二句“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是全诗的纲领，第一句统摄“王风委蔓草”到“绮丽不足珍”，第二句统摄“圣代复元古”到最后“绝笔于获麟”。这样开门见山，分写两扇，完全是堂堂正正的笔仗。这两句虽则只有十个字，可是感慨无穷。这里的“大雅”并不是指诗经中的《大雅》，而是泛指雅正之声。雅声久矣不起，这是正面的意思，是一层。然则谁能兴起呢？“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落出“吾”字，表出诗人的抱负，这是第二层。可是诗人这时候，已非少壮，而是如孔子自叹一样“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即使能施展抱负，也已来日无多了，这是第三层。何况茫茫天壤，知我者谁？这一腔抱负，究竟向谁展示、呈献呢？这是第四层。这四层转折，一层深一层，一唱三叹，感慨苍凉，而语气却又浑然闲雅，不露郁勃牢骚，确是五言古诗的正统风度。

首两句点明正意以后，第三句起，就抒写“大雅久不作”了。春秋而后，以关雎麟趾王者之风为代表的诗三百篇已委弃于草莽之中，到了战国，蔓草更发展为遍地荆棘。三家分晋，七雄争强，虎斗龙争直到狂秦。四句一路顺叙下来，托出首句的“久”字，但如再顺叙下去，文气就未免平衍了，所以“正声何微茫”一句，用顿宕的问叹，转一口气。“正声”即是“大雅”，“何微茫”即是“久不作”，一面回应上文，一面反跌下句的”哀怨起骚人”。《诗经》本有“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说法，这里把屈原宋玉，归之于哀怨，言外之意，还是留正声于微茫一脉之中。屈宋都是七雄中楚国的诗人，论时代在秦以前，这里逆插一句，作为补叙，文势不平。于是再用顺叙谈到汉朝，“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说明扬雄、司马相如，继楚辞之后，在文风颓靡之中，激起中流，可是流弊所及，正如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所说：“竞为侈靡闳衍之辞，没其风喻之义”，和梁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所说“扬马沿波而得奇”一样，荡而不返，开出无边的末流。诗人写到这里，不能象帐册一般一笔一笔开列下去了。于是概括性地总束一下，“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说明以后的变化虽多，但文章法度，总已沦丧。尤其“自从建安来”，三曹七子之后，更是“绮丽不足珍”，这与《文心雕龙·明诗篇》所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大意相近。诗人反对绮丽侈靡，崇尚清真自然的文艺主张是显而易见的。诗写到这里，自从春秋战国直到陈隋，去古不可谓不远，写足了“大雅久不作”句中的“久”字，于是掉转笔来，发挥“吾衰竟谁陈”了。

“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这六句铺叙唐代的文运，诗人故弄狡狯，其实半是假话。唐代是近体律绝诗新兴的时代，未尝有所谓“复元古”。唐太宗以马上得天下，高宗、中、睿之间，历经武后、韦后之变，也不尝有所谓垂衣裳无为而治天下。王、杨、卢、骆、沈、宋的诗，虽各有胜处，但用“清真”两字，也只是李白个人的说法，而不足以代表初盛唐的风格。文才处休明之世，乘时运而飞跃，有如鲤鱼踊跃于龙门，繁星罗布于秋天。这里写唐代的进士科，比较真实，但唐代主要以诗赋取士，文胜于质，也未尝有所谓“文质相炳焕”。这些还是枝节的问题，如果唐朝统治者真能如李白这六句诗所写的那样，李白应该早就复兴“大雅”，重振“正声”，也不至于“吾衰竟谁陈”了。这六句与“吾衰竟谁陈”之间的矛盾，说明了诗人这六句是故布疑局，故意地正反相形的。所以下文从“众星”中跃出“吾”来，用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话，申说自己已无创作之意，只有把“废兴万变”之中的那些作品，像孔子删诗一般，把它整理一下，去芜存菁罢了，这样庶几还可以“垂辉映千春”。可是孔子毕竟不是仅仅删述而已，赞周易、删诗书、定礼乐之外，最后还是作了流传千载的《春秋》，直到哀公十四年猎获麒麟时才绝笔。诗人的抱负，亦正是如此。最后两句，从“吾衰竟谁陈”，“我志在删述”的较消沉的想法，又一跃而起，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的斩截之辞，来反振全诗，表示愿意尽有生之年，努力在文学上有所建树。诗人以开创一代诗风为己任，自比孔子，正说明他对自己期许很高。这一“立”字又遥遥与起句的“作”字呼应，气足神完，于是乎“大雅”又“作”了。

由于这首诗的主意在复振大雅之声，所以诗人在写作时，其胸襟风度，也一味的大雅君子之风，不能骏发飘逸，也不能郁勃牢骚，完全用中锋正笔。因此，即使在“吾衰竟谁陈”的慨叹之中，对当代有所不满，而只能以“圣代复元古”等六句正面颂扬之辞，来微露矛盾之意，这并非诗人故作违心之论，而是写这首诗的立场使然。千古以来，对此诗都是顺口随便读过，未尝抉出其矛盾之处的用心所在，未免辜负了诗人当时以此诗冠全集卷首的苦心了。

全诗一韵到底，音节安雅中和。最后两句，由于立意的坚决，音调也不自觉地紧急起来，“立”、“绝”、“笔”三个入声字，凑巧排列在一起，无意中声意相配，构成了斩钉截铁的压轴。

此诗的开篇四句，便直接了当地表现战事，渲染了全国各地被紧张、恐慌的气氛所笼罩着，人们都在惊惧不安。“羽檄”，指上插羽毛的征调军队的文书，表示紧急；“虎符”，是朝廷调兵遣将的凭据，以铜刻作虎形，劈为两半，调兵时需二者验合。说“羽檄”像夜空里的流星一样快速地飞来，可见急上加急；说“虎符”在各州各郡一个个地合着。更见征调之多、频繁不已，边疆告急，形势紧张的情况则不言而喻了。继之“喧呼”一句，紧承前两句诗意，写出催迫应边之状。是谁在“喧呼”呢？诗中并没交代，但不难体会，这里既有传檄人的呼声，也有调兵长官的命令、嘈嘈嚷嚷，一片慌乱，以至连林中的鸟雀在深夜中为之惊动都鸣叫不已，则人之被惊扰不宁可以想见了。这几句诗，尽管没有描写刀光剑影相互拼杀的战斗场面，没有具体叙述官吏随便抓兵拉夫的情景，但却把紧张慌乱形势下，人们的惊恐之状和难以承受的心理负担和盘托出，起势有力，文辞奇挺，扣人心弦。

接着，犹如影、视镜头转换一般，“白日”以下四句诗，又展示了一幅升平安宁的画图。“白日”象征皇帝，“紫微”比喻朝廷；“三公”指太尉、司徒、司空，为朝臣中官位最高的，故合称“三公”。他们掌握着国家的命运，按道理说应该把天下治理得清明太平，借用老子的话就是“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即天下统一、四方安定。这里在颂扬以往承平的景象之中，暗暗谴责了当权者，通过前后鲜明的对照，对于征南诏的发动者策划者给予了讽刺，诗人和广大人民反对不义之战的思想自然地渗透其中，意蕴深刻、耐人寻味。

“借问此为何？答言楚征兵”。这两句是对以上诗意的具体说明，意思是：国家原来很安定。现在为什么陷入一片惊慌混乱之中呢？这完全是因为南侵而大肆征兵造成的。古时以“楚”泛指南方，“楚征兵”，即征讨南方的军队。这里运用问答的形式，不仅在句式上显得灵活变化，而且在前后意思的构架上也起到了勾联纽结的作用，可谓匠心独运。“渡泸及五月”，这个“泸”指金沙江，古时称“泸水”，相传江边多瘴气，以三、四月间最为厉害，五月以后稍好些，诸葛亮的《出师表》有“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之句。“将赴云南征”，这不仅是诗人的叙述，也表达了士兵的心情，他们听说要渡过泸水，去遥远的云南打仗，心头紧缩，都感到有去无回，很少有生还的希望。写到这里，诗人对统治者这样的穷兵黩武，而不顾惜人民的生命，感到异常愤概，充满不平之气，于是议论道：“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意思是说，他们都是被抓来的百姓，没有经过阵势，是难以上战场的，更何况去边陲之地的云南呢？把李唐王朝驱民于死地的罪恶深刻地揭露出来了。

从“长号”到“心摧”四句，具体地描写了出征战士被迫离家时的悲惨情景。被抓去充军的人们，临行前和他们的父母、亲人告别，这是生的分离，也是死的作别，彼此号大哭，哭得日月无光，天昏地暗，直到哭尽了泪水，流出了血水，心肝摧断，两无声息。诗中连用“长号”、“惨”、“泣尽”、“心摧”，充满感情色彩，从听觉视觉上造成强烈效果，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展现了这种生离死别惨绝人寰的悲剧。

“困兽”四句，又是议论，以“困兽”、“穷鱼”喻没有战斗力的“怯卒”、以“猛虎”、“奔鲸”喻凶悍强大的敌人。在这样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势下，进行着扩边的战争，其结果是注定要失败的，众多的应征士卒，也只能白白地送死，“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葬身于沙场之上，成为统治者进行不义之战的牺牲品。这几句通过形象的比喻，适当的夸饰，对当权者的罪行给予了批判和控诉，也体现出诗人对广大人民的深切同情，闪烁着人道主义思想的光辉。

诗的结末两句，内容上又发展到一个深的层次，进一步地揭示了诗的主旨，表达了个人美好的理想和愿望。“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干”是盾牌，“戚”是大斧，以这两种兵器用在误乐上，表示行德政而不用征伐。“有苗”，古代部族名，传说舜时有苗叛乱，大禹建议用武力去征服他们，舜不同意，于是修明德政，三年以后，他举行了一次操舞盾牌、大斧的演习，有苗氏便归服了。诗人引用这个典故，正是暗讥“当国之臣不能敷文德以来远人”(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集》)，动辄诉诸于武力，更加明确地表达了偃武修文、实现清明政治的美好愿望。显然这里的意思与“白日”以下四句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相互呼应的。在结构上如此巧妙的安排，前后勾联、浑然一体，亦可见诗人艺术构思上的独到之处。

李白诗歌向以浪漫主义著称于世，这首诗在运用传说、夸张及想象方面，虽也体现出来了这些特点，但基本上是以写实为主的。叙的是实事，写的是实景，抒的是实情，并运用对比、问答手法，将描写、议论、抒情等巧妙地融合起来，达到了精湛的程度，这一点可以说是他的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

《雪谗诗赠友人》是一首以四言为主的古诗。全诗可分五段。

第一段，由起首到“事往日迁”。开头两句是叹喟，由此引出全篇。叹喟自己徒有一番“济苍生，安社稷”的才能和志向，反而落个大才难用，受谗遭谤的境地。接下两句是因“伯玉年五十时知四十九年之非”，恰好诗人也届此不惑之年，故有同感，感到往日之非。因为他本想“奋其智能，愿为辅弼”，然后功成身退，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既然立功无望，那就退而求其次，去以立言为务吧。接下两句“”因为立言也同立德、立功一样是经久不废的不朽事业。而著书立说，写诗作文也都是立言的内容。“补过”二字正反映出他的心情是沉痛而真切的。难道过去的追求真的错了吗？话虽如此，从李白的一生来看，今所谓的“立言”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因为当时的士人虽推重诗文、学业，但多把它作为进身的阶梯，终以出仕入相为目的的。

从“包荒匿瑕”到“事往日迁”是对其要立言不朽的补充。说他年过半百才有此感悟，原来仕途不通，怀才不遇，究其原因是受谗谤所致，从而引出他的回顾，重点是雪谗。诗中“荒”、“瑕”、“丑”，指污秽、缺点、丑恶。这是他对事物的分析，实是对时弊的指点，已看出盛唐的败象，从而也作为他立言雪谗的背景和依据。接着以《月出）为例借古喻今，证明立言自古有之，是不朽之言。因为《月出》相传是有讥刺好色之意的一篇名诗，又由彼及此，虽然自己现在“感悟”晚了些，知道过去之“非”了，但还可以“立言补过”，否则到晚年就会抱憾终身。

由“白璧何辜”到“谁察予之贞坚！”为第二段，主要讲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他以白璧自喻，把奸佞肖小比做青蝇，所以他的遭谗正如“蝇粪点玉”一般，是被玷污的。接下说的是人言可畏，因为闲言碎语多了也是危害很大的。“群轻”四句是说轻微的东西如果积聚多了也能压坏车子，沉了船：即使是羽毛，它如排列好也会使鸟儿飞上天，可见上下其手的厉害。诗人再类举说明其危害性，由一般到具体，由人及己，进而危及国家社稷。如那闪光夺目的“贝锦”原是谮人们像女工织锦一样在暗地里做成的“文章”（指诬谄他的罪名）。如当时他被说成是“狂士”、“酒徒”，甚至被诬为“恃才傲物，指斥乘舆”、“交通外官，图谋不轨”。继而又举聚沙成埃、洪水成灾等例子说明谗谤的危害。其中的重点是“拾尘掇蜂，疑圣猜贤”两句。“拾尘”指颜回把掉进饭里的脏东西“偷”吃了，有人告他偷吃，这对孔门子弟来说可是个严重的问题。当时连孔子也半信半疑，他佯称要用这饭去祭祀，颜回则坦然地说，因有脏东西掉进去，把饭都倒掉可惜，因为他们正在挨饿，是他拾起来吃了，这饭不能祭祀了。于是真相大白，颜回又得到了孔子的信任，被誉为“复圣”。“掇蜂”是说伯奇之贤的故事。伯奇素仁孝，但遭后母忌。一次，他见后母衣领上有只青蜂就去捉了，谁知中了计，被诬为“调戏”后母而遭放逐。后来弄清事实，伯奇被召回，后母为其父所杀。“惺惺惜惺惺”，作者用这两个典故无疑是他的自况，以圣贤自喻。因凡圣贤无不经受磨难，他也如此，而所不同的是颜回和伯奇都平反召雪了，为后人所推崇，可他还在忍辱负重，何时才能出头？何时才能为人所理解呢？这或许是他的幻想，但不必苛求古人，因为他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反之亦可见其坚贞。相反的是他离京后，以玄宗为首的一伙权贵们更是骄奢淫逸，残暴专横，可还在吹嘘什么“野无遗贤”了，一般士人都无出路。所以诗人在说“疑圣猜贤”的同时，又指出由于奸佞当道，谗谤横行的危害，必将会造成“交乱四国，播及八埏”的严重后果。对于谗谤的危害及自己的无辜，作者苦口婆心，如泣如诉地说了这么多，他只得哀叹，有谁能理解我呢？也等于说希望能得到人们的理解，理解他的一片忠贞和坚毅的追求。这时的作者年已五十，离长安已近八年了，这是他最痛苦、最矛盾的时期。他经常纵酒浪游，甚至去求仙学道，很是消沉。他又时常愤慨不已，抨击时弊，这说明他既有牢骚又关心国事。但他又总不失拳拳之心和傲岸之性。如曾有诗云“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看来他还想着大器晚成。所以有时他也想复归再图，如“长安不见使人愁”，又想念着长安。但同时也写道“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表现他傲岸不屈，旷达不羁的性格。看来这后一种思想是主要的是积极的，他之所以炼丹学道，纵酒浪游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从当时杜甫的诗中可以看出，“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谁为雄？”因为李白是长安失意，杜甫也不得志，所以他二人能心心相印，愤世嫉俗，慨叹英雄无用武之地。可惜像杜甫这样能理解他的人确实不多。也或许是李白的雄心壮志与他那傲岸风骨的矛盾是为世俗所不容的。因为在当时只有那些斗鸡玩鸟，阿谀谮谗的人才会得到重用。

第三段是由“彼人之猖狂”到“其如予何！”大意是面对谗毁决不屈服，而且要以天下为己任，“天生我材必有用”。“彼人”四句取自《诗经》，原诗是讥刺卫宣姜的淫乱，这里有借古讽今，讥刺杨贵妃的用意。接下四句是说那些谮谗之徒的罪恶累累。因须贾曾自供其罪恶是“擢发续罪，尚未足”，可见其罪恶之多。“倾海”句是由“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化用来的，也是形容罪恶累累的。作者的这些话是有所指的。据记载，李白在长安初任供奉翰林时，玄宗赏识，自己也得意。如玄宗在金銮殿上诏见他，“以七宝床赐食，御用调羹以饭之。”他也觉得“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他“敢进兴亡言”又代草王诏，据传有《出师诏》、《和蕃书》等，又写了一些歌咏宫廷生活，赞颂溢美的诗词，如《宫中行乐词》、《清平调词》等，都很受玄宗和太真妃（此后才封杨玉环为贵妃）的赏识，每每赐宴加赏。然而这时的李白又成了有名的“酒中八仙”之一，经常醉卧长安。有一次，李白“赏识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高力士是无才无德的宦官，但善献媚谮谗，故深得玄宗的宠信，权倾朝野，炙手可得。为报脱靴之辱，他挖空心思，摘李白《清平调词》中“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的句子向杨玉环进谗。而这词作本是夸她美的，她曾十分得意并对李白有过赏赐的。今高力士又左右其手说什么李白低贬了她，拿她同赵飞燕相提并论。因为飞燕虽贵为汉成帝的皇后，可原出身于歌妓，恰巧太真妃的出身也不高，原为寿王妃，应算是玄宗的儿媳，今得宠于玄宗，有可能加封，故对此“低贬”十分忌恨，深怕影响她的前程，于是她们便沆瀣一气，竭力谗陷李白。据传谗毁李白的还有玄宗的女婿，同为翰林的张垍。在这种情况下，李白感到他的初衷无法实现，对玄宗失望；再加受到诋毁等因，如有诗说“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消。”遂有归隐之念。于是不久他就被“恩准赐金还山”了。对此，他认为尽管“坦荡君子”是不屑于那些谗谤的，但面对现实，“人生实难，逢此织罗”即人的生死难卜，如一旦陷入他们的罗网，就会遭到“销金”、“磨骨”的残害。从这一点讲，他主动辞官离京是幸运的，当然也是被迫的。因他当时也是担惊受怕的，如曾说“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他离京不久后的情况正是这样。一方面是高力士、杨贵妃及其兄、姊、李林甫等都加官进爵、姿意横行；另一面则是大批忠良惨遭迫害，如名士兼太守李邕、韦坚、裴敦夏均被害，前相李适之被逼自杀，名将王忠嗣也遭贬而死，又株连抄没，一片白色恐怖。对此，李白不畏缩而是“沉忧作歌”，如对李北海、裴尚书等作诗痛悼，对黑暗政治大加挞伐。所以他效法孔子身处绝境而从容放歌，“天未丧文，其如予何！”意即如上天不抛弃文化，那文化表现在我身上，所以别人的谗毁又能对我怎样呢！可见诗人是把立言当作不朽的事业，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在此时期他写下了如《梦游天姥吟留别》、《殷后乱天纪》、《丁都护歌》、《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讥评时弊，同情人民的不朽诗篇。在他的创作历程上也是个转变，即现实性和批判精神是个新特点；他的政治抒情诗也达到了很高的造诣。

从“妲己灭纣”到“遂掩太阳”为第四段，是此诗的深刻之所在。由“妲己灭纣”到“毒亦淫荒”都是讲的“女祸”。他先用了妲己、褒姒妖媚取宠，导致国亡身灭的史实说明“女祸”的危害，这是旧史观，但在当时是有说服力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又列举秦皇太后和吕后淫乱的例子，这是步步进逼，把矛盾直指杨贵妃了，同时更预言“女祸”的历史悲剧将要重演。因据史载，秦始皇的母亲在继吕不韦之后又同其臣下嫪毐私通；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氏也同臣下审食其有私。所以这不言而喻是在揭露杨贵妃与其臣下、养儿安禄山的淫乱丑闻。安禄山本胡人，善战，但更善钻营，他镇守边疆，经常弄虚作假，邀功请赏，累累加官为节度使。他又巴结京官，走高力士、杨贵妃的门路，在玄宗面前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故深得玄宗的宠信，又恬不知耻地向贵妃献媚，说什么，胡人只知有母，以母为大，故被贵妃收为养儿，遂出入宫掖，与贵妃淫乱。这丑闻在当时皆讳莫如深，今唯有李白敢“冒言之”，可见诗人的勇气是令人折服的。又传玄宗曾要给李白加官重用，连续三次为贵妃所阻。关于李白和杨贵妃的斗争，还有待史料的证实和补充，但可以肯定这是蔑视权贵、主张仁政同昏庸腐朽、专横残暴的斗争。李白对贵妃的揭露和批判是必要的是有进步意义的，决不是什么个人恩怨问题。因为有人以李白不屑于恩怨攻讦为由，从而认为这首雪谗诗是伪作。这等于说李白对贵妃的讥刺是个人恩怨，是不应当的。这种看法是不全面、不符事实的。因为李扬的矛盾和斗争如上所述是有代表性的，个人之间恩怨只是其具体表现而已。同时李白也不只抨击贵妃一人，对贵妃的抨击也不只这一首诗，更不限于个人间的瓜葛。如《古风·咸阳二三月》、《古风·殷后乱天纪》等都含有对杨贵妃的讥刺。不仅如此，作者的笔锋又指向唐玄宗，说他“昏”。“螮蝀”两句是借天象说人事，从字面上看是因为虹这股淫气使太阳发昏了，但也不难理解为正是万乘之尊的皇帝“作昏”，所以才有“女祸”之害。事实正是如此，玄宗的前期，励精图治，有“开元盛世”之称，可到后期则沉溺声色、荒于朝政，虽招贤纳士，如命李白为待诏翰林，但只不过是为了装点门面，多个弄臣而已，一旦犯龙颜则弃之不惜。相反，他亲小人，爱奉承，听谗言害忠良。如杨、高、安、李等人的得势与作乱都是他姑息养奸造成的。是他连连加封安禄山为三镇节度使的，又封杨贵妃的三个姊姊为国夫人，还肉麻地叫“姨”并给予“宠幸”。如此“作昏”，上行下效，乌烟障气，所以诗人以史为鉴指出：它将同历史上的“女祸”一样会弄到“天维荡覆”的地步。

最后一段的主要精神是通过雪谗向友人重申：虽怀才不遇但忠贞不变。“万乘”两句是作者的自慰，连万乘之尊的皇帝都发昏，何况一般人呢！当然这只能是意会，是作者对自己过去的沉迷的一种宽慰。而如今要立言不朽，谈古论今，洗冤雪谗，数说自己的怀才不遇和不变初衷的决心，希望得到朋友的信任和理解。所以他首先说“辞殚意穷，心切理直”，即是真心实意的。反之，则可对天发誓，决不是妄谈臆说。更进一步，也是作者的感情到了高潮，所以不惜反复，说如有虚假，是鬼是神，都逃不过子野的耳朵和离娄的眼睛。最后两句是再次呼告：希望得到朋友的信任和理解。

他在《乞归疏》中写道，“但愿生入玉门关”。“何如”、“饮水”两句用的是尧让君位于巢父和许由的典故。相传尧要把君位让给巢父，巢父拒绝接受；尧把君位再让给许由，许由听后跑到颖水边洗耳，认为耳朵听到这个消息受到了玷污。此时，巢父正好牵牛饮水，巢父听说许由洗耳的原因后，认为洗耳的水受到污染，牛也不能喝，于是把牛牵到上游去饮水。多清高脱俗的两个人！贾谊、班超一文一武，文有惊世鸿文，武有治国之功，但一个英年早逝，一个有家难回，这都是当官害了他们。许由、巢父不是没有君临天下的机会，更不是没有为官作长的素质，但他们都识透玄机，不入官场，不求功名，不沾利禄，无牵无挂，乐做田园之隐士，远避祸灾，逍遥自得，牵白犊饮清流，与贾谊、班超截然不同。李白终生都想从政，在此时似乎终于感悟到了。

无论写自己归隐，或者劝人退后致仕，大多缠结在深山烟霞、野水瞑迷之间，生活则亦渔亦樵，且吟且醉。本诗却是借历史作比照：或则才调绝伦而沉论不遇如贾谊；或则象少时便有“挟长风、破万里浪”的大志，虽博得封侯万里而终抱未能生归玉门的隐痛的班超；前者悒郁而早夭；后者虽勉尽天年而仍不免遗恨。这样看来，倒不如学古高士许由、巢父那样躬亲耕种，凿井自饮，高居清流，乐其生死。既不以形骸为役；也不让心神徒劳来得自在呢！——以太白自由解放的灵魂看，这恐怕也正是他一向笑傲王侯、卑视卿相的素怀吧！

这首诗的首联，入手擒题，盛赞昇州。上句从纵的时间方面着眼，说这里是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的故都，让读者想见其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下句从横的空间方面落笔，说这里是“三吴”地区的一座美丽的城市，让读者想见其江山多娇，物华天宝。丹阳郡为三国时吴所移置，治建业，故址在今南京市东南，亦即在诗人李白写此诗时的昇州。上下两句，一纵一横，气势宏伟，含盖多广。虽然这一联本于谢朓《入朝曲》的“江南佳丽地，六代帝王州”，但颠倒句序，使其落脚点在地更突出，而改“江南”为“三吴”，改“地”为“城”，改“州”为“国”，则有更工整、更确切的效应。如此为我所用，青胜于蓝，实非因袭陈言者可望其项背。

地灵则人杰，因此颔联紧承首联而颂王忠臣其人。上句说他人贤，帝王理当委托以重任；下句说他名高，天子凭借之以守此要地。这一联，似乎还巧妙地暗藏了被称颂者的姓名。上句，没有明说谁对“贤人当寄重”，但很明显指的应当为“王”。这“王”正是被称颂者的姓。下句、主语、谓语和宾语齐全，结构完整，但“天子”之所“借”以治国抚民的人，正是“忠臣”。这“忠臣”恰是被称颂者的“高名”。

昇州所辖，东极于海，西带长江，因此颈联放笔而涉及江海。上句的“一边静”，下句的“万里清”，从字面上看，写的是海与江的景象，实际上却说的是时局。这是针对这年正月，平定了刘展在这一带的作乱而言，又包含着诗人对史思明势焰尚嚣张，北方仍未平静的极大关注。对被赠诗的王忠臣来说，是既祝颂他所辖地区出现的清平，又希望他能扩大视野，看到北方的动乱。紧扣诗句，这一联则可作这样的解释：虽然“长江万里清”了，但是“巨海”才只有“一边静”，而非全静。

尾联，用侯嬴向信陵君献策窃符救赵事，以“应须”、“未肯”这样的推度语气，自比侯嬴，表现想要为国效命，在平定北方叛乱中建立功勋的愿望，希获被赠诗的王忠臣的理解和支持。据《史记·信陵君列传》载，侯嬴本为魏国大梁夷门监者，后为信陵君上客。周赧王五十五年（前260），秦破赵长平军，又进兵围邯郸。赵国平原君夫人为信陵君姊，屡次送书信请求魏国相救。魏王初使将军晋鄙率兵十万救赵，但后又惧秦而命晋鄙停兵观望。信陵君竭力劝说魏王进军，魏王终不听从。在这紧急的情况下，侯嬴向信陵君献策，让信陵君请求如姬从魏王卧室盗出晋鄙兵符，然后去夺晋鄙军；如晋鄙不听，则使力士朱亥椎杀之。信陵信听从其策，果得兵符，杀晋鄙，率其兵而击秦军，救邯郸而存赵国。侯嬴与信陵君分别后，自刎而死。诗人李白这一想要为国效命，在平定北方的叛乱中建立功勋的愿望，在同一年所写的《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一诗，表现得更加明白。除诗题的表述外，诗中还说：“恨无左车略，多愧鲁连生。拂剑照严霜，雕戈鬘胡缨。愿雪会稽耻，将期报恩荣。”可以与这尾联相互印证。遗憾的是诗人李白的这一愿望，无人理睬，使他终于在次年贫病交加而死。

李白是个充满豪情逸兴的诗人，不肯多写格律谨严的律诗，但偶有所作，皆为上品。这首五律，便可作证。它不死守五律定式声调，但平仄谐调。它以“城”、“名”、“清”和“嬴”四字押脚韵，皆属八庚，稳妥悠扬。它中间两联的对仗，两两相称，自然工整。首联亦对，更属难能。它紧紧抓住题目，以赞其地起，以颂其人承，以言时局转，以抒心曲收，层次清晰，中心突出。它始称“六代”，来引“侯嬴”，中言现在，上下千年，包举的时间漫长，运用“三吴”、“巨海”、“长江”、“万里”等意象，囊括的地域宽广，从而形成了阔大的意境，使人胸胆开张。它为赠昇州的王忠臣而作，却不限于一地，不囿于应酬，而能放眼全国，抒写壮怀。这首诗正是由于这些特点，所以受到后人的高度称赞。

李白被迫离开长安已有两年，三年供奉翰林的生活让他亲眼目睹了唐王朝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以唐玄宗为首的统治阶级穷奢极欲，利令智昏，他们为了排斥异己而进行的政治迫害更是令人触目惊心。这让李白对统治者的幻想逐渐破灭，内心的不平和愤懑与日剧增。这首诗是诗人写给堂弟的，所以语气上并不像“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那样慷慨激昂。但是娓娓道来的叙述中依然时时隐现出诗人心底的不满和愤慨。

诗中反映了诗人的矛盾心情：他认为自己胸怀报国的壮志豪情，又有满腹才华，却没有一展身手的机会。只好随居，但心里却有不甘。并且躬耕也缺乏相应的条件。诗中用“楚人不识凤，重价求山鸡”，“傅说降霖雨，公输造云梯”。等典故表示了自己不受重用的悲愤。同时也传达出自己虽然受到排挤，但仍为边地的动乱而担忧的胸还天下之意。

诗歌开篇，作者从“楚人不识凤”到“久到咸阳西”交代了为什久居于此，援引楚人重价买山鸡的典故说明自己当初“献主”的错误：自己曾像那个拿着山鸡当凤凰献给楚王的人一样自信，现在反而明白是迷误，因为君王也许并不需要自己这样的人才。同时也表达了对统治阶级打压和排挤表示不满。接着作者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进行了描写：“风飘落日去，节变流莺啼”，时光在无情流逝，眼看老之将至，而自己只能在这里看风起吹过，太阳升了又落，冬去春来，鸟儿飞走又飞来。作者同时对堂弟的到来表示欢迎：“”意思是桃花未开，没有人来攀折，我幽居在此，也没有人会来，只有你的拜访让我感觉到兄弟情深。然后写道“”意思是农家繁忙的时候，妇人要忙着养蚕，农人要忙着耕地，而自己一介书生，住在这不相宜的环境里，不可能与妇人一道养蚕，更不可能和农人一起耕地，于是只是孤独的在此。然而，这并不是诗歌的主题。作者很快将话题转移到对生活的不满和社会的担忧上去：“傅说降霖雨，公输造云梯”，他说，自己虽然有公输班那样的才能，却不能像傅说一样被重用，眼看着边疆战乱，生灵涂炭而无法献策立功。而“报国有长策，成功羞执珪”还强调了作者希望得到重用并不是为了高官厚禄，荣华富贵。最后作者写道：“无由谒明主，杖策还蓬藜”，意思是自己无法见到明主，没有办法得到重用，就这样已经到了拄着拐杖走路的年纪了，感叹空有满怀的壮志和才能却毫无用武之地。结尾“他年尔相访，知我在磻溪”是作者明志的话，说自己依然在等待，等待着文王相访，等待君臣相合，一展宏图。

李白洒脱不羁的气质、傲视独立的人格、易于触动而又易爆发的强烈情感，形成了李白诗抒情方式的鲜明特点。他往往喷发式的，一旦感情兴发，就毫无节制的奔涌而出，宛若天际的狂飙和喷溢的火山。本诗从“傅说降霖雨”开始作者的感情开始达到高潮，一步步升华。他的想象奇特，常有异乎寻常的衔接，随情思流动而变化万端。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到，虽然李白对当时的统治阶级十分失望，但他并没有完全绝望，他还怀着重返朝廷的想法，希望献出自己的才华和力量，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诗人这种忧国忧民的感情和积极入世的态度，决定了这首诗虽然基调有些低沉，却在沉郁中有一股振奋之气。